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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绥远和平解放
作者:自治区党…    志书通览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12853    更新时间:2016-4-27    

一、抗战胜利后的内蒙古的形势

19458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的支持下,为恢复和加强其对全国的独裁统治,加紧部署内战,企图限制、削弱以至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攫取抗战的胜利果实。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尽一切努力争取实现和平,一方面坚定地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与国民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内战危机日趋严重的形势下,内蒙古地区与全国各地一样,面临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抉择。

内蒙古地区地域辽阔,横跨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北与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苏联对日宣战,解放了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八路军解放了绥蒙包头以东地区,形成了与冀热辽、晋察冀、晋绥和陕甘宁相连的大片解放区。对国共两党来说,内蒙古地区都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际,国民党派出特工人员在伪蒙疆军政人员中进行活动;国民党军队从河套、伊盟地区出动,先后夺取了包头、归绥以及绥东、绥南的大部分城镇。194510月间,国民党调集17个军约40万人向华北解放区迫进。绥远国民党军队全线出动,企图抢占张家口,与平、津的国民党军队相呼应,形成对热察绥解放区的分割包围;建立所谓“热察绥防共隔绝地带”,切断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与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联系;企图抢夺内蒙古以至北方地区的抗战胜利果实,进而消除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北方的活动,独霸东北、华北、西北。而控制内蒙古地区是国民党实现上述战略意图的重要一环。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大力开展内蒙古革命斗争,发动蒙古民族的自治解放运动。日本投降前,云泽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确定了他在内蒙古革命和蒙古民族解放事业中主要领导人和民族领袖的地位;以云泽为主席的绥蒙政府的成立,就是准备以绥蒙为基地全面开展内蒙古的工作。日本投降后,绥蒙大部分解放区被国民党抢占。

194583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力争绥察热全境》的指示。

同年919日,中共中央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以确保在东北建立广大解放区的战略决策。9月中旬东北局成立,中央决定派彭真、陈云等率领两万多干部,包括100多个团架子(即从班长、排长至团长、政委在内的建制团干部)的军事干部,以及林彪率领的10万主力部队开赴东北地区。

1945102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内蒙工作方针给晋察冀中央局的指示》,指出“内蒙在战略上具有极重要的地位”,“对内蒙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区域自治”(《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964页)。中共中央的上述方针,与国民党建立“热察绥防共隔绝地带”的战略意图是针锋相对的。

二、中国共产党为保卫内蒙古解放区的斗争

(一)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军事斗争——第一次绥包战役。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为了独占抗战的胜利果实,不断用武力抢占地盘,针对中国共产党发动了新的战争。

在内蒙古,国民党第12战区傅作义部在占领大同以西的全部铁路及其沿线战略要地以后,与北平、天津等地的国民党军队相呼应,逼向张家口,对热河、察哈尔两省共产党解放区形成了严重的威胁。

中共中央根据苏联红军即将撤离东北,国民党军队大举北进,以及国共重庆谈判暂时难有结果等战略形势,于1945919日提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争取控制东北”。具体作战部署是晋察冀、晋绥两军区之部队,坚决打击傅作义、马占山部队的进攻,彻底粉碎国民党企图建立所谓“热察绥防共隔绝地带”的图谋。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19451015日,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发出《绥东战役命令》,部署此次战役的步骤,提出“敌集中固守数据点、延长时间,此时我可攻击平绥道上之一要点或数要点,引敌增援,而击灭之,并大举破坏平绥铁路”,达到“先打傅顽主力,以解西顾之忧”的目的。16日,中共中央又向晋察冀中央局、晋绥分局发出《对平绥战役意义之指示》,指出“即将开始的平绥战役,关系我党在北方的地位及争取全国和平局面,极为重大……而绥远之毕克齐、归绥、武川、集宁、丰镇、陶林、凉城、清水河等地或为我原有之解放区,或为我不久前所收复,均被傅部在日寇援助下,协同伪军王英、李守信等所强占……故此次平绥战役,系为收复失地,打开交通路而战,具有充分之理由,望鼓励士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反人民之顽伪军,完成你们的神圣任务”(《毛泽东军事文集》)。

平绥战役(或称察绥战役、绥远战役、绥包战役)由晋绥军区、晋察冀军区共投入53 000余人的兵力,由聂荣臻、贺龙统一指挥。从1018日开始,晋察冀部队沿平绥路由东向西抵进;晋绥部队从右玉北上;绥蒙军区部队由商都、百灵庙等地南下,以卓资山为会师目标,从东、南、北三面向绥远地区国民党军队进行夹击。19日,晋察冀部队攻占了张皋镇、三水岭及隆盛庄。20日,晋绥部队夺取凉城、天成村一带。傅作义部队在八路军猛烈攻击之下,仓皇向集宁、归绥集结。晋察冀军区部队乘胜追击,21日占领了丰镇,并夺取了大同以北的铁路线,截断了山西阎锡山部队与绥远傅作义部队之间联系的交通大动脉;24日,夺取了绥东重镇集宁。25日,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亲自指挥晋绥军区部队一部,于卓资山包围了国民党新编26师何文鼎部,激战一昼夜,毙伤该部1 000余人,俘1 800余人,解放了卓资山;接着,又攻克旗下营,很快进入了归绥市郊。

傅作义为保存实力,决定集中兵力于归绥、包头二市,采用攻势防御的战略,以攻为守、依城野战。傅作义令其主力部队35军、暂3军、骑4师、炮兵第25团、战车防御炮等部24 000余兵力集结于归绥,担任城防;令26师、补训101师、补训新32师、第10路军各师及伊克昭盟达拉特旗森盖麟沁部等12 000余兵力集结于包头,并任命第12战区政治部主任董其武为包头防守指挥部总指挥。国民党在归绥、包头及附近城乡的驻军连同各路杂牌军队共计约5万余人。

针对国民党军队固守归绥、包头的作战部署,聂荣臻和贺龙研究决定,在扫清归绥外围之敌的同时,兵分两路分别围攻归绥、包头。首先命令绥蒙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张达志指挥绥蒙军区康健民骑兵旅和晋察冀军区陈金昆骑兵旅,配合晋绥军区王尚荣所率独立1旅,火速西进,围攻包头,并要求他们在西进途中随时侦察军情,及时报告;要破坏铁路,切断敌人运输线;如与国民党军队遭遇,能消灭则坚决消灭。与此同时,晋绥、晋察冀野战军参加平绥战役的主力部队在聂荣臻、贺龙亲自指挥下,1031日完成对归绥的合围后,从115日开始,向归绥市区发动攻击。聂荣臻、贺龙分别在城东陶卜齐村及城北乌素图村亲自指挥作战。共产党军队在夜间由炮兵轰击,步兵突击,向归绥国民党守城部队发动数次攻击,但均未攻破守军城防工事。国民党守军在夜间固守城池,白天则以一至二个师的兵力向城外反扑,前后反扑五次,均被击退。归绥围攻战形成国共两军对峙局面。

中国共产党西进部队进至毕克齐以东什报气附近,遭到国民党杂牌军石玉三部七八百人的阻击。经过一天激战,毙伤国民党军近200人,俘获约400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战马。在察素齐又与国民党郭长清部龙震子、二得子等杂牌部队和地方保安队1 000余人遭遇。为扫清西进部队的障碍和解除攻打归绥部队的后顾之忧,王尚荣指挥所率步兵从东、北两方面向察素齐进攻;张达志指挥康健民骑兵旅在察素齐西南堵击。从凌晨到下午四时经十多个小时的激战,给国民党部队以毁灭性打击,击毙200多,俘虏600余人,获战马500多匹。龙震子和二得子,仅带百余随从乘马突围逃跑,在参将村,二得子被击毙。西进部队两战两捷,使附近国民党杂牌部队闻风躲避,萨拉齐守军不战而逃。张达志、王尚荣所率骑兵、步兵很快抵达包头市郊,并于119日开始对包头国民党守军展开进攻。但因进攻部队与国民党军队兵力比较悬殊,难以攻克,后被迫撤退。

此时,获悉宁夏国民党部队马鸿逵已派一个步兵师、一个骑兵旅增援傅作义部,为包头傅部守军解围,使围攻包头之部队有腹背被夹击的危险。聂荣臻、贺龙研究决定,由贺龙、李井泉率领晋绥军区主力西进,先攻取包头,并相机消灭马鸿逵援军;晋察冀军区部队继续包围归绥;归绥国民党守军如西援包头,则在运动中予以歼灭;在攻取包头之后,再集中所有部队会攻归绥。

贺龙、李井泉率部沿大青山南麓火速西进包头,并立即决定由王尚荣带领358716团攻打包头城东北转龙藏高地及城北国民党军;绥蒙军区司会员姚喆指挥绥南一团攻打发电厂和面粉厂;周士第参谋长带领715团攻打包头城西门及黄土梁一带国民党军队;714团攻占火车站,进攻南门。但是,国民党军防御工事坚固,数次强攻不下。国民党每天从北平派36架飞机侦察和轰炸我军阵地,包头攻击战形成僵持局面。国共两军对峙月余,国民党归绥守军4师由师长刘万春率领,绕道准格尔旗并指挥该旗奇子祥部及达拉特旗邬青云部,由老龙渡口渡河,增援包头守军,国民党东胜县第3区司令郭跻堂打着宁夏马鸿逵部队的旗号,也北上增援包头;此外,国民党鄂友三也率骑兵3 000余人向包头以南地区运动,我军处于三面夹击的不利地位。聂荣臻、贺龙当即把归、包战局电告中央军委。19451123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聂荣臻、贺龙,如短时间不能攻下包头、归绥,可将部队撤到机动位置,相机再定今后计划。12月初,国民党集中兵力拟攻张家口,中央军委于1212日电示聂荣臻、贺龙结束平绥战役。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晋察冀军区部队撤离归绥战场,速返张家口;晋绥军区及绥蒙军区部队分别撤至归绥以东卓资山、十八台、凉城、集宁、丰镇一带。坚守绥东、绥南解放区。

1946110日至17日,国民党傅作义部队动用全部兵力,与大同的阎锡山部队东西呼应,向绥东、绥南解放区又发动了一次进攻,企图一举夺取卓资、集宁、丰镇等战略要地,打通大同与归绥之间的铁路交通。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集宁、丰镇、卓资山等地的我军采取了自卫反击的方针,在晋绥、晋察冀军区部队的支援下,很快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偷袭卓资山的国民党军队被击溃,伤亡惨重,逃回归绥;进犯凉城的国民党军队遭到我军痛击;袭入丰镇的国民党军队被晋察冀部队打垮;110日至18日,绥蒙军区部队配合晋绥军区20团和晋察冀军区马龙旅,在绥蒙军区统一指挥下组织了收复集宁的战斗。此次战斗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 000余人,缴获战马800余匹,并于17日收复集宁。至此,打败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取得保卫绥蒙解放区的胜利。

(二)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军事斗争。中共中央根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迅速调动主力部队进军东北,创建根据地。

在内蒙古东部,中共中央派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进入卓索图、昭乌达、哲里木等盟,保卫内蒙古东部解放区。

1945817日,中共热中地委即派干部进入赤峰,建立中共赤峰市委和市政府,杨稚威任书记,张立文任市长。10月,在建平、宁城、新惠、乌丹等县建立了人民政权。11月中共冀热辽中央局正式决定把西拉木伦河以北的林西县和克什克腾旗、巴林右旗、巴林左旗、阿鲁科尔沁旗划为热北地区。11月,中共热北地委在林西建立,成立了中共热北地委、热北军分区和热北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任命王逸伦为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张盘新为专署专员。卜云龙、师军等一批干部战士开赴林西,收编地方散兵2 000余人。在巴林左旗,昭乌达盟上层人士和子章收缴伪军警武器装备,组建两个团。10月份经与那苏图等商量,召集克什克腾、巴林左、巴林右、阿鲁科尔沁、扎鲁特并卓索图盟各旗代表开会,商讨建立地方政权、建军和联防问题。同时还成立了林西、经棚两县人民政府。热北地委和军分区成立后,领导当地军民打击土匪武装,维持社会治安、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政权,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和控诉清算汉奸、特务的斗争,作好驻防林东一带的昭乌达盟警备总队和子章部等统一战线工作。

194510月初,新四军第三师奉命从苏北根据地出发向东北进军。12月初,3师到达卓索图盟和哲里木盟一带,解放了阜新县。月底,3师独立旅进入库伦旗,建立了“八路军驻库伦办事处”。1946112日,3师师长黄克诚率该师第8旅及三个特务团,攻克被国民党收编的地主、土匪武装占据的通辽县城,歼敌1 000余人。16日又驱逐了盘踞在开鲁县境的国民党张念祖部,解放了开鲁县。21日,中共辽西省委派以赵石为团长的蒙古工作团到科左后旗,开展蒙古民族工作。第3师解放通辽、开鲁以后建立了中共通鲁工委,任命喻平为书记,相应地成立了通辽、开鲁县政府。为开展哲里木盟地区的蒙古民族工作,专门成立了中共蒙古工作委员会,任命方知达为书记,蒙古工委对外称“蒙族联谊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团结民族上层,培养蒙古族青年,扩大了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政治影响。

由于共产党军队在绥远、察哈尔地区对国民党军队作战的胜利及东北根据地的初步建立,使国民党在内蒙古地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建立所谓“热察绥防共隔绝地带”的企图破产。

三、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的创建及发展

1945811日,绥蒙政府在讨论绥蒙地区蒙古民族工作时就决定“建立蒙古军、以团结蒙古人民……军事上决定成立蒙古军队,先按各地方分别成立”(《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中册,第292页)。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在《关于内蒙工作方针》中也指出内蒙各盟旗自治政府应组织地方武装。19451123日,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在《目前对内蒙古政策的几个要点》中提出,“准备建立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第12页)

194510月至12月在八路军发动平绥战役的时候,国民党新编第10路军第9师部分官兵,第10路军伊盟暂编保安师第21团部分官兵,及陶林县保安团全体官兵,不堪忍受国民党军队的民族压迫和歧视,由李秀山、林国梁、华林泰等人带领,分别在察素齐、包头、集宁举行起义。八路军将这三支蒙古起义部队分别编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1~第3支队。

194512月中旬,平绥战役结束后,这三个支队全部开到集宁进行整训。不久,绥蒙军区和绥蒙政府以这三个支队和分散活动的大青山蒙古游击队、绥东游击队、绥西游击队为基础,并吸收了一批农牧民和青年学生,派八路军老干部和从延安民族学院来的部分蒙古族干部,组建了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独立旅,下辖三个团,共700余人。李秀山任旅长、李森任副旅长、云麟任参谋长、寒峰任政治部主任、锐军任供给部主任。这是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建军原则,以八路军为榜样建立起来的一支蒙古民族新型的人民军队。独立旅组建之初,建立了部队党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李森任党支部书记、寒峰任副书记。旅、团均设立政治部,连队配备了政治指导员,当时全旅共有20多名党员,成为领导和团结全旅的核心力量。独立旅组建初期在军事上归绥蒙军区指挥。19462月归属于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并由集宁经玫瑰营子移驻张北县大囫囵,整训一个多月。3月,根据云泽主席的批示,独立旅在察盟哈巴嘎和宝昌县龙王庙剿灭两股土匪武装,为察盟人民除了害。4月,独立旅分两批到张家口内蒙古军政学院整训、学习。

19458月由乌力吉敖其尔率领的伪蒙古军第9师官兵,在四子王旗举行起义后到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了三个多月的集训。

19461月,乌力吉敖其尔、毕力格巴图尔率领这支部队回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南部的查干宝格达,并同晋察冀军区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云泽取得联系。云泽、蔡树藩、曾涌泉、段苏权、乌力吉敖其尔以及苏联驻晋察冀军区代表尼古拉也夫共同研究决定,将这支部队番号定为内蒙古人民游击队。乌力吉敖其尔任司令,关保扎布任政委,扎木舍楞任参谋长,归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晋察冀军区双重领导,武器弹药及后勤供给由晋察冀军区察北七分区负责。部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晋察冀军区和苏蒙之间的运输线,即化德到二连浩特的交通孔道。内蒙古人民游击队还与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乌兰察布盟分会和陶集县、土木尔台游击队领导人李文精、李新民、王弼臣、梁劲秀等取得联系,派出两个排分驻土木尔台和四子王旗五井庙,互相配合,清剿土匪,协助乌兰察布盟分会和陶集县的地方党政机关进行减租减息工作,并为部队征集粮草。同时,派部分部队到苏尼特右旗、正黄旗及察哈尔盟西部几个旗动员农牧民参军,以扩充部队。

抗战胜利后,在内蒙古东部各盟、旗陆续建立了一些蒙古民族武装,它们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成立后,即着手组建东蒙古人民自治军,设立了6个师的建制,计划扩充、改编各盟旗的蒙古民族武装,由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统一指挥。这些武装力量的组建和成长,经历了一个由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由分散到统一,由弱小走向壮大的过程。

194512月,根据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党部的指示,在巴彦塔拉建立了兴安南地区警备司令部,乌力图任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向警备司令部所属部队支援了部分武器装备。

19461月,阿思根、那钦双合尔等人到哲里木盟开展组建军队和成立地方政府的工作。

19462月,王爷庙民警总队扩编为东蒙古人民自治军骑兵第1师,莫德勒图任师长,都固尔扎布任副师长兼参谋长;下辖4个骑兵团,分别驻扎在白城子、洮南、突泉、科尔沁右翼中旗等地。在与土匪、“光复军”的斗争中,骑兵1师扩大了活动范围,加强了与东北民主联军的合作。3月,骑兵1师仿效东北民主联军的政治工作方式,成立了师政治部,都固尔扎布兼任主任。应1师的要求,中共西满分局派出胡秉权、黄文飞、李一夫等干部到1师任师团政治委员,在思想、军事方面对部队进行整顿、训练。

同年2月,在中共西满分局和辽西省委蒙古工作团的支持下,将兴安南地区警备司令部改组为东蒙古人民自治军第二师司令部,乌力图任师长,白音布鲁格任参谋长,协儒布僧格任政治部主任。骑兵二师组建后,将各旗的地方武装编为5个骑兵团,共2 000余人,分别驻扎在科尔沁左翼中旗、后旗、前旗和库伦旗、奈曼旗。3月,根据东蒙古人民自治军接受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的领导、指挥,共同打击反动武装;西满军区向东蒙古人民自治军派驻政治工作人员,并提供武器弹药及部分给养的“吕阿协定”,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向骑兵2师派出政治工作人员。中共辽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哲里木盟蒙古工作团团长赵石任第2师政治委员;耿青、李继涵、张泽民、王景义、陈玉良等分别担任各团政治委员或副团长。同时,骑兵2师还选调了一批经东蒙军政干部学校培训的蒙古族青年到所属连队任指导员。

3月上旬,东北民主联军与国民党军队在四平展开激战。东蒙古人民自治军骑兵第2师奉辽西军区指示参战,副师长白音布鲁格率1112两团承担了掩护梨树至四平交通线任务,数次击溃了窜扰的国民党“光复军”。其他各团配合辽西军区保安1旅在哲里木盟东部进行大规模剿匪战斗,使动荡的局势迅速得到了稳定。

194613日,和子章(清卓力克图)等蒙古族上层人士召集昭乌达盟和卓索图盟所属9个旗县代表在巴林左旗林东镇举行“昭卓盟各旗联防会议”,通过了盟政府设置、贸易、交通和实行各旗县共同防卫,与八路军建立友好关系等项议题;会议推举和子章为昭盟共同防卫总指挥。3月,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派出的以萨嘎拉扎布为首的工作团到达昭乌达盟,筹备成立昭乌达省,对各旗警备队进行整编。41日,东蒙古人民自治军第4师司令部在林东镇成立,和子章任师长,仁钦宁布任参谋长;下辖6个团共3 000余人,分别驻扎在巴林左旗、右旗、阿鲁科尔沁旗、克什克腾旗和扎鲁特旗。随着“四三”会议的召开,昭乌达盟的蒙古民族武装结束了与八路军部队的磨擦,在军事和行政工作等方面开始进行密切的合作。48日,萨嘎拉扎布、那苏图、确吉敖斯尔等人前往林西,与中共热北地委、八路军热北军分区领导人李望潍、张盘新、俞楚杰等举行会谈,达成了以“互助互爱,协同工作,为蒙汉人民服务”为主旨的协议(《昭乌达盟地方志、总论篇》第121页)。

1946年初,齐齐哈尔蒙民自卫大队、莫力达瓦达斡尔大队和扎兰屯布特哈大队先后组建。嫩江军区向各大队提供了武器、装备,并派出部分政治工作人员到各部队担任了政治委员。19461月,齐齐哈尔蒙民自卫大队在龙江县阻击国民党“光复军”,歼灭近百人,生俘敌团长;在杨家窑等地剿灭数股土匪。2月,蒙民自卫大队改称东蒙古人民自治军骑兵第5旅,亦称达斡尔自卫军第5旅,鄂秀峰为旅长,德文斌为政委,下辖两个团,共1 000余人。莫力达瓦达斡尔大队于19461月配合嫩江军区2分区部队作战,解放了由“光复军”占据的尼尔基镇;2月,在嫩江军区的指挥下参加了解放讷河、嫩江的战斗。25日,达斡尔大队扩编为东蒙古人民自治军骑兵第8旅,下辖两个团,共500余人。布特哈大队在嫩江军区的指挥下,于1946年春参加了围歼驻朱家坎、莫古气等地国民党“光复军”的战斗。2月,改编为东蒙古人民自治军骑兵第2旅,鄂嫩日图任旅长。

19463月,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为统一编制,在扎兰屯将258三个旅合编为东蒙古人民自治军骑兵第5师,由鄂嫩日图任师长,朱子休任政委(后由克力更接任),鄂秀峰任参谋长(后由姚风贤接任),下辖5个团,共2 000余人。为提高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骑兵第5师选派了一批蒙古、达斡尔、鄂温克族干部、战士到东北民主联军设在齐齐哈尔和北安的军政学院接受培训。还由嫩江军区抽调了部分共产党员担任各团、连、排干部。同时,根据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的要求,原呼伦贝尔保安总队改称东蒙古人民自治军骑兵第6师,登登泰任司令员。

在内蒙古东部地区,还有包启文率领的扎赉特旗警备大队(于19462月改编为东蒙古人民自治军兴安支队);有那钦双合尔率领的东蒙古人民自治军第6支队;以陈达力为团长的郭尔罗斯前旗蒙古骑兵独立团等。

“四三”会议后,根据会议精神,内蒙古地区蒙古民族武装部队统一改编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云泽任司令员,阿思根任副司令员(后增任王再天为副司令员)。锡、察地区的原内蒙古骑兵独立旅改编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旅,李秀山为旅长,云麟为参谋长,寒峰为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团。巴、乌地区的原内蒙古人民游击队改编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4支队,乌力吉敖其尔为支队长,关保扎布为政委,武能齐为参谋长,李文精为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大队,共700余人。

1946525日,在王爷庙召开的东蒙古人民临时代表会议上,成立了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兴安军区,阿思根兼任兴安军区司令员,哈丰阿任政治委员,胡克巴特尔任副司令员(后增任莫德勒图为副司令员),张策任副政治委员,包明德任参谋长,胡昭衡任政治部主任。兴安军区组成后即对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各支蒙古民族武装实行统一整编。将原东蒙古人民自治军第1245四个师及兴安支队、6支队、警卫团、教导团一律改编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兴安军区部队,同时对各师、支队指挥员进行了部分调整。骑兵第1师,师长莫德勒图(后由王海山接任),政委胡秉权,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都固尔扎布,参谋长额博尔图,下辖4个骑兵团。骑兵第2师,师长那钦双合尔,政委赵石,副政委包彦,参谋长白音布鲁格,政治部主任协儒布僧格,下辖5个骑兵团。骑兵第4师,师长和子章,政委乌力吉那仁,副师长阿民布和,政治部主任蒙和舞乐极,政治部副主任刘昌,下辖6个骑兵团。骑兵第5师,师长鄂嫩日图,政委朱子休(后由克力更接任),副师长何忠明,副政委夏辅仁、吴泽民,参谋长鄂秀峰(后由姚凤贤接任),政治部主任沃志文,下辖5个团。兴安支队归骑兵第1师指挥,支队长包启文,政委沙友石,参谋长莫日根。第6支队归骑兵第2师指挥,支队长由白音布鲁格兼任,丹森宁布任参谋长。

各部队整编后,根据形势的需要,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兴安军区与东北民主联军辽吉军区组成了联合司令部,统一指挥兴安盟、哲里木盟的对敌斗争。邓华为司令员、阿思根为副司令员、陶铸为政委。陶铸等与阿思根等还在通辽举行会议,确定了联合司令部的工作方针,即加强蒙古族内部的团结,增进蒙汉各族人民的团结,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与内蒙古地区反动势力相勾结进攻内蒙古解放区;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争取内蒙古早日获得解放。会后,陶铸和阿思根共同签署、发布了《告蒙古同胞书》、《告蒋管区蒙汉同胞书》,向各族群众发出了参军参战,支援人民军队,团结抗敌的号召。

517日,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2师与东北民主联军辽西军区通鲁警备区共同组建了蒙汉联军,乌力图任司令员(后由高体乾接任),高体乾任副司令员,吕明仁任政委,赵石任副政委,谭刚任参谋长,包文卿任副参谋长,曾敬烦任政治部主任,协儒布僧格任政治部副主任。同时,东蒙军政干部学校与辽西军政学校实行合并,成立辽吉军政干部学校,乌力图任校长,梁一鸣任副校长。

5月底,原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保安总队改称东蒙古人民自治军骑兵第6师,与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铁路警备旅共同成立了联合卫戍司令部,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副主席兼内防处长功果扎布为司令员,铁路警备旅旅长王化一为副司令员,苏林为政委。629日,根据西满军区指示,东蒙古人民自治军骑兵第6师改编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6师,登登泰任师长,王化一兼任政委,拉一任政治部主任,明善任参谋长。71日,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兴安军区呼纳指挥部在海拉尔组成,特木尔巴根兼任司令员,方知达兼任政委。713日,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6师改称呼伦贝尔地方自治军,登登泰为司令员,钢苏和为政委,伊士敖力布为参谋长,下辖两个团,共300余人。

19467月,八路军晋察冀、晋绥野战军围攻大同时,云泽派人到国民党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部先遣第1旅驻地白马城,争取蒙古族武装海福隆部起义。海福隆毅然率部到解放区阳高县八里台,于811日通电全国,宣布起义。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特电贺勉励。绥蒙军区和云泽议定将这支以蒙古族为主的起义部队拨归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云泽在张家口为海福隆率部起义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之后,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从内蒙古军政学院调云继光、金巴扎布、那音太等10多名政治工作干部,协助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整训,并建立了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制度。整训后编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5支队,任命海福隆为支队司令员,齐广代为副司令员,塔宝福为参谋长,巴音巴图为政治部主任,赵晓东为参谋处长;支队下属一个团五个连,共约400余人。

19466月以后,当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全面内战,向各解放区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时,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各部队与各解放军的兄弟部队一起,在东起哲里木盟西到伊克昭盟的漫长战线上,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自卫解放战争。

在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内蒙古人民自卫军根据《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的规定,对所属各部队进行了教育、整顿,提高了各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为参加东北解放战场大规模军事行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东北民主联军继取得“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后,为迫使东北国民党军队收缩战线,彻底扭转东北解放区被国民党军队分割、包围的不利局面,自19475月至19483月,连续发动了夏季、秋季、冬季攻势作战。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125三个师和第6支队奉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命令奔赴辽北、辽西战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

523日,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2师配合东北民主联军辽吉军区部队在哲里木盟以东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一举攻克了通辽,并对逃军进行追击。27日,将国民党辽北骑兵第18团大部围歼于哈拉乌素庙一带,生俘敌师长田久安。通辽解放后,骑兵2师对流窜在哲里木盟地区的小股国民党军队和土匪武装进行清剿,缴获了大批马匹、物资及武器弹药。68日,2师与辽北1分区部队协同作战,击溃国民党新编骑兵第1军包善一部。至此,哲里木盟地区全部获得解放。

65日,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1师和第6支队开赴前线。630日,1师与民主联军辽北第1分区部队在康平组成蒙汉联军司令部,以赵东环为司令员,都固尔扎布为副司令员,统一指挥所属各部队,担负肃清辽河以北国民党军队及土匪武装的作战任务。71日,东北民主联军向四平守敌发起强攻,国民党新编骑兵第1军第1师王华兴部前往增援,途中因被蒙汉联军阻截而遭重创。74日,蒙汉联军又在法库县重创国民党新编骑兵第一军包善一部。在夏季攻势作战中,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1师、第5师和第6支队南下作战十余次,肃清了康平、法库、彰新外围的敌军,取得了毙敌151名、俘敌629名、击落敌机一架的战果。

913日,东北民主联军发动秋季攻势。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1师参加了破袭北宁路的战斗,先后三次深入敌占区腹地,破坏铁道、炸毁桥梁,使国民党军队重要的交通补给线——北宁铁路完全陷于瘫痪。1012日,骑兵1师配合东北民主联军第7纵队,参加了攻打大虎山的战斗,有力地牵制了东进的敌军。至11月,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部队配合主力攻克了彰武、法库、新立屯、黑山、阜新和新丘等城镇。

在冬季攻势作战中,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1师等参战部队奉命在法库县一带执行堵截逃敌,监视彰武、新立屯之敌等战斗任务。同时对出城抢粮的国民党军进行追歼,配合主力部队对困守孤城的国民党军队实行全面封锁。11月,骑兵1师连续作战,扫清了活动在东辽河流域的土匪武装。1129日,1师和辽北第1军分区部队向通江口发起猛攻,全歼国民党新6军第22师突击大队200余人,生擒国民党突击队长李志民。194712月至19482月,骑兵1师挺进辽南奔袭作战,先后解放了台安、盘山、辽中3县,有力地支援了友邻部队。

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11、第16两师在辽阔的察哈尔、锡林郭勒大草原上进行了频繁、艰苦的骑兵游击战斗,由小到大,由弱变强,越战越勇,胜利地完成了保卫察哈尔、锡林郭勒根据地的任务。19477月,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要求中共巴乌察锡工委及1116两师巩固察哈尔、锡林郭勒根据地,迅速肃清叛匪,发动牧民恢复各旗及苏木工作。

根据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及冀热察军区的指示,为集中力量尽快消灭察哈尔、锡林郭勒地区的叛匪武装,打退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于1947年秋成立了察北蒙汉联军司令部北线指挥所。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11师师长乌力吉敖其尔任总指挥,察北7分区副政委苏克勤任政委,察北7分区副司令员吴广义任副总指挥,刘景平任政治部主任。北线指挥所统一领导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11、第16两师及察北地区等地方武装,受察北蒙汉联军司令部及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司令部双重领导。

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11、第16两师从1947411日,打退了国民党“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部”11兵团三次大规模的步骑炮联合兵种的重点进攻和“毁灭扫荡”;先后与敌人进行了大小上百次战斗,消灭或击溃太仆寺右旗的丹巴部、多伦喇嘛印务处的阿文瑞部、苏尼特左旗的仲乃部、布里亚特旗的客仁钦部、镶黄旗的穆克登宝部以及西乌珠穆沁旗的胡图凌嘎部等叛匪武装。1948126日至29日,察北蒙汉联军北线指挥所总指挥乌力吉敖其尔亲自指挥11师及165团,长途奔袭,在苏尼特右旗陶高图庙一举歼灭该旗叛匪及国民党拼凑的锡林郭勒盟政府,活捉国民党锡林郭勒盟党部书记长那顺巴雅尔等。陶高图庙战斗之后,察哈尔、锡林郭勒地区的叛匪武装基本被肃清,根据地得到巩固,迫使一些散匪逃窜于乌兰察布盟一带。国民党拼凑的察哈尔盟旗第一区保安司令部穆克登宝部及蒙边剿匪第一路军司令部胡图凌嘎部等亦龟缩于宝昌、康保、多伦一带,或向太仆寺、明安、正白等旗进行骚扰,靠国民党的补给苟延残喘。

194711月,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司令部、政治部正式成立。194811日,内蒙古人民自卫军改称内蒙古人民解放军,云泽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内蒙古军区下辖骑兵第12341116六个师,卓索图盟纵队,警卫团,独立3团,独立5团等部,共约2万余人。

1949年春,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骑兵第2师开赴彰武以南地区,执行封锁沈阳、新民之国民党军队及清剿辽西地区土匪武装的战斗任务。4月,2师配合兄弟部队与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进行了大小十余次战斗,圆满地完成了任务。88日,骑兵第1师到达新民城下接替2师任务,并打击抢粮的国民党军,保护群众秋收。910日,参加围困长春的骑兵13团与嫩江军区、辽北第2军分区等部队并肩作战,一举全歼了由长春窜出的国民党保安旅。

19489月,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骑兵第1师奉命配属东北野战军第10纵队,转战北宁路和饶阳河两岸,执行战役侦察、运动防御任务,阻击由沈阳、新民西进增援锦州的国民党廖耀湘兵团。1013日,骑1师将突入我军防区的敌骑兵旅一部击溃,支援了主力部队攻击锦州的作战行动。1015日,锦州解放。骑1师连夜向台安、盘山、沟帮子一带奔袭,阻截由锦州出逃的国民党残部。19日,骑1师在大虎山、黑山一线布防,掩护东北解放军第10纵队前沿阵地,阻断企图由锦州东逃的国民党军退路。1022日至24日,国民党大批精锐部队在飞机和地面炮火的援助下,向胡家窝铺、清水泡子两地骑兵第1师阵地发动猛烈攻击。面对兵力超出自己数倍的国民党军队,各族指战员相互激励、顽强战斗,击退国民党军队多次冲锋。在激战中,12连连长布和吉雅、23连连长拉木扎布、指导员敖敦满都拉等近百名干部和战士壮烈牺牲。内蒙古骑兵部队在黑山、大虎山的浴血拼杀,为保障兄弟部队阵地侧翼的安全,为东北野战军在辽西包围、全歼国民党廖耀湘兵团的战斗赢得了时间。1027日,骑兵1师奉命直赴黄花甸子追歼国民党残部,在完成追歼任务后,由辽南北上,于1112日抵达彰武,追歼由辽西战场窜入内蒙古解放区的苏和巴特尔部。

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骑兵第2师于9月初奉命开赴长春外围,在大黑林子镇、范家屯等地布防,执行堵截国民党军队的任务。长春解放后,第2师向沈阳方面迅速挺进,与兄弟部队一道,对辽河北岸的逃兵展开合围。1030日,第2师在阿其堡全歼国民党196师运输团一个营,毙俘国民党100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辎重。112日,沈阳解放。第2师返回哲里木盟。

19489月至11月,为配合解放军在东北发动的辽沈战役、牵制傅作义部队出关,华北野战军第2兵团和第3兵团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发动了察绥战役。内蒙古人民解放军11师、16师亦奉命参加了这次战役。9月上旬,11师、16师奉命进至察北地区,与察北骑兵旅配合攻打平定堡守军;在康保—宝源公路上截击国民党军队的汽车,引诱高山堡守军出城,俘虏国民党步兵800余人;击溃国民党安恩达骑兵旅。接着,16师进至尚义县南壕堑一带,配合了我军在绥远地区的作战,侧击从张家口西援绥远的国民党主力部队。

11月,为适应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反攻的形势和解放内蒙古西部盟旗的需要,成立了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锡察军区,统一领导11师和16师,乌力吉敖其尔任司令员,毕力格巴图尔任政委,吴广义任副司令员,苏克勤任副政委。

19481129日至1949131日,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锡察军区所属之1116两师参加了著名的平津战役。这期间,11师、16师配合察北骑兵部队,先后解放了国民党占据的张北、宝昌、商都、化德等察北8县,出色地完成了配合主力部队解放张家口的任务。人民解放军围攻张家口之际,11师在张北一带切断了张北至张家口的公路,担任堵截从张家口西逃的国民党的任务,并在大猴山公路附近阻击了增援张家口守军的骑兵12旅;在七里河一带追歼敌人150余人,生俘国民党暂4军副师长慕介夫。

1222日,华北野战军在新保安全歼傅作义部队第351.6万余人;24日,收复了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市,歼灭5.4万余人。这样,华北地区傅作义部队只能困守北平、天津等少数城镇。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收复张家口之后,内蒙古人民解放军11师又追歼从城内突围西逃的国民党军在涕波起山经两小时激战,毙伤俘国民党260多人。接着,又西进清剿国民党逃窜之残部,毙俘大批国民党官兵,缴获许多枪支弹药。16师于11月中旬奉内蒙古军区命令,回师察哈尔、锡林郭勒草原,在截击从东北逃窜而来的苏和巴特尔匪部的途中击溃胡图凌嘎、温盖等残部,夺回被国民党赶走的成千头只牛羊。接着,在正蓝旗巴格来一带击溃苏和巴特尔部,迫使其不敢在锡察立足向西逃窜。12月下旬,16师回师向南,一举解放宝昌;又于28日在四台房村歼灭国民党逃兵60余人,俘获100多人。

19492月初,内蒙古人民解放军11师、16师根据中央军委和内蒙古军区的命令,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由锡察军区副司令吴广义。副政委苏克勤指挥,进军绥远。为了集中力量打击绥远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缩小其占领区域,形成人民解放军从东、北两面对其包围的态势,由西北野战军第8纵队指挥,决定组织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锡察军区所属骑兵11师、16师、察哈尔省军区骑兵旅和第8纵队骑兵旅共同发动绥北战役。为保证战役计划的顺利实现,根据西北野战军第8纵队命令,由上述三大骑兵部队主要军政领导干部组成了临时的蒙汉联军前线党委会及前线指挥部,由第8纵队骑兵旅旅长康健民任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察哈尔省骑兵旅政委梁中正任指挥部政委,锡察军区副司令员吴广义任指挥部副司令员,锡察军区副政委苏克勤任指挥部副政委。前线党委和指挥部的任务是统一指挥上述三支骑兵部队,配合主力作战,解放绥远全境,随时准备进军大西北,解放全中国。

1949212日至27日,内蒙古军区骑兵11师、16师配合察哈尔骑兵旅及第8纵队骑兵旅,在蒙汉联军前线党委及前线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参加了绥北战役,围歼从张家口逃到武川、乌兰花一带的国民党骑兵部队。其间,经过四次战斗,歼俘900余人,对归绥、包头守军形成了半包围态势,为绥远和平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95月,内蒙古人民解放军正式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乌兰夫任司令员兼政委,王再天、那钦双和尔任副司令员。内蒙古军区将所属部队统一编为骑兵12345等师和一个直属警卫团。内蒙古骑兵部队在对国民党斗争的战火中成长壮大,为解放内蒙古,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贡献。

四、内蒙古地区的剿匪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在内蒙古中东部地区的土匪武装竟多达数十股,匪患十分严重。土匪在政治上倾向国民党,反对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破坏进步的民族运动。一些大股土匪武装已不满足于一般的劫掠行径,而着力扩充实力以待国民党的收编。

国民党为了统治内蒙古地区,把土匪视为可利用的军事力量,相继在长春、沈阳等地设立了“招抚办事处”,派遣人员对各股土匪进行招纳、收编,并且委任了众多的“司令”、“队长”。在兴安盟地区有马海泉、宋桐山等为首的“光复军”、“挺进军”;在呼伦贝尔地区有袁师古、李桂萱为首的“先遣军”;在哲里木盟有包善一的“保安队”;1945128日,以谢万厉、张绪武为首的势力勾结土匪,在通辽发动暴乱,于17日惨杀了中共辽北省委派到通辽开展工作的县长徐永清等干部、战士29人。昭乌达盟、卓索图盟有张念祖、张桐轩等股匪。

八路军进入内蒙古东部地区后,即与蒙古民族武装一道对各地的土匪进行了大力清期。对愿意放下武器,改恶从善的匪徒采取了既往不咎的政策,对国民党支持的顽匪则坚决予以剿除。

194511月,八路军嫩江军区第1支队配合兴安盟王爷庙民警大队消灭了号称“快马神枪”、横行王爷庙地区的惯匪阎振山及其匪众。至1946年上半年,八路军与蒙古民族武装并肩作战,在白城子、洮北、突泉、科尔沁右翼前旗和呼伦贝尔南部地区先后消灭了“草上飞”、“钢子”、“江边好”等多股土匪,击溃了马海泉、宋桐山匪部,收缴了大批枪支,初步稳定了局面。19461月,新四军第3师开赴哲里木盟,将包善一匪部逐出了通辽地区。3师还与东蒙古自治军第2师配合行动,围歼了“金龙”、“阎王”、“野狼”等股匪,击溃张念祖匪部。

1946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土匪出身的李守信由蒋介石亲自派遣,在昭乌达、卓索图盟网罗旧部,组成“热辽边区自卫军”;国民党辽蒙党部也招纳部分逃亡的地主和流散土匪,建立了“东北蒙旗自卫军”;驻锦州的国民党东北行辕“蒙旗联防指挥部”频频派遣特务潜入解放区,勾结地方反动势力煽动、策划暴乱。19468月,哲里木盟叛匪苏和巴特尔配合国民党第71军,发动了对哲里木盟解放区的进攻;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的穆克登宝、何文瑞、嘎希等大股叛匪配合国民党机械化部队向察哈尔盟南部解放区多次进犯。9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机关由张家口撤往锡林郭勒盟贝子庙。以额仁钦为首的反动势力勾结昭乌达、卓索图盟的股匪发动暴乱,在锡林郭勒、察哈尔解放区疯狂窜扰,仅910两月间就残杀共产党地方干部及无辜群众近百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委会委员包玉琨也遭土匪杀害。匪首额仁钦参与国民党组织的伪锡盟政府,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重视,被任命为“察哈尔省蒙边剿匪一路军”少将司令。

中共察锡工作委员会和内蒙古人民自卫军指挥部于11月调集两个骑兵连对额仁钦匪帮进行了追剿,将其逐出了锡察根据地。19475月,额匪又由多伦窜往昭乌达盟,与白金辉、韩桑杰等股匪结伙为害。612日,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1116师协同冀热辽军区蒙汉联军,将额匪合围在察哈尔盟南部正蓝旗境内,经激烈战斗,除匪首额仁钦及部分匪徒在国民党军队的接应下脱逃外,大部分匪徒及家属被缴械、俘虏,并在战斗结束后送往呼伦贝尔盟予以安置。

194716日,察哈尔盟代理盟长关起义率武工队在哈巴嘎区奇门地沟开展工作时,突遭大股土匪袭击。关起义壮烈牺牲。66日,著名音乐家、中共开鲁县委宣传部长兼组织部长麦新在执行任务的途中与土匪遭遇而牺牲。

19471月,在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的指挥下,塔尔巴、韩桑杰、白金辉等大股土匪集结近2000人,由三面向昭乌达盟东部重镇天山(阿鲁科尔沁旗)发动进攻,企图夺取战略要地,切断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卓索图盟纵队配合冀热辽军区独立团与进犯匪军展开激烈战斗,击退了国民党湘土匪的进攻,取得了天山保卫战的胜利。

19475月,为配合东北民主联军的夏季攻势作战,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各部队全线出击,相继收复了开鲁、通辽、赤峰,内蒙古东部大部分地区再次获得解放。612日,中央东北局发出剿匪指令:“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相结合,与地方武装相配合,反复搜剿,穷追猛打,彻底肃清匪患。”7月,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12两师奉调开赴东北战场,其他各部队继续展开剿匪斗争。在剿匪斗争中,解放军贯彻了“军事打击,政治争取”的方针,发动群众分化土匪武装,并在旗县间组织联合剿匪队,使土匪难以在解放区立足。在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大股土匪遭到毁灭性打击,许多匪徒被迫自首投案。

1947年夏、秋季,锡林郭勒、察哈尔盟的地方反共势力在匪首胡图凌嘎的策动下,乘内蒙古骑兵部队参加东北解放战争之机纠合股匪,发动叛乱。除胡图凌嘎匪帮外,还有达布苏、贡嘎、温都尔夫等股匪在锡察解放区为害。昭乌达盟的匪徒也与之相呼应,劫掠物资和牧民牲畜、财产,破坏交通运输,颠覆地方民主政权。至194810月,胡图凌嘎与额仁钦两股匪帮合流,与各股土匪时聚时散,形成了一股危害极大的势力。1025日,察哈尔盟商化康联合县在张盖湾(今属锡盟正镶白旗)召开县区干部会议时,突然遭到于秀成、白金辉股匪400余人的袭击。县公安局副局长王治华为掩护干部、群众安全撤离而陷入重围殉难。同年128日,中共察哈尔盟工委代理书记肖诚、察哈尔盟盟长苏剑啸等20余名干部、战士,在由锡盟贝子庙返回察哈尔盟途中与胡图凌嘎匪帮200余人遭遇。蒙汉各族干部、战士在腹背受敌的险境中与土匪展开顽强战斗,终因众寡悬殊,肖诚、苏剑啸、朱润清夫妇等18人殉难。

19481214日,内蒙古自治政府向全区发布公告,重申了政策,即:对能够主动投降的土匪和国民党散兵游勇予以宽大处理;对继续为害者则予以严惩。自治政府要求各级政府、公安机关和地方武装密切配合,全力剿匪。《内蒙古日报》也以《加强锄奸剿匪,巩固后方治安》为题发表社论,号召内蒙古各族人民提高警惕,加强民兵建设,肃清一切散匪。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在锡盟贝子庙成立了以王再天为总指挥、奎璧为政委、包明德为参谋长的临时剿匪指挥部。同时调集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骑兵第1师、第10师及军区警卫团,分别开赴昭乌达、锡林郭勒、察哈尔盟,展开大规模剿匪斗争。中共冀热辽分局也发出《关于限期肃清匪患的决定》,成立剿匪司令部,张苏任司令员,王逸伦为政委,集中力量堵截消灭昭乌达盟以及热北地区的各股土匪。制定了“深入匪巢,连续围剿,奔袭合击,不分地界,不让喘息,分化瓦解,剿抚兼施”的剿匪方针。

辽沈战役结束后,以苏和巴特尔为首的“蒙骑第一旅”残部及塔尔巴、吐喇嘛等纠集从东北战场出逃的国民党溃兵,窜入昭乌达盟、卓索图盟地区。经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和地方民兵武装的连续追剿,疲于奔命的苏和巴特尔匪部被迫逃往乌兰察布盟,与宝贵廷匪部汇合,投奔了绥远的国民党军队。19495月,苏匪又西逃阿拉善旗,追随德王,参与组织“西蒙自治政府”。

在追剿胡图凌嘎匪帮的过程中,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各部队连续追击、围歼,先后消灭温都尔夫、达瓦根登、贡扎布等股匪。

194955日,各部队在广大群众的配合下,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北部包围并一举全歼了胡图凌嘎匪帮。经过半年的艰苦作战,内蒙古各族军民终于取得了剿匪斗争的胜利。

五、国民党军队进攻内蒙古解放区及内蒙古人民的自卫战争

1946626日,国民党撕毁国共停战协议,动用193个旅、158万人的兵力向各解放区实行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发动了全面内战。内蒙古地区从东部的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等盟到西部的锡林郭勒、察哈尔、巴彦塔拉、乌兰察布、伊克昭等盟很快处在内战之中。

全面内战爆发以后,晋绥军区和晋察冀军区部队为扩大两个解放区之间的联系,扫清阎锡山在晋北的势力,由张宗逊、杨成武、罗瑞卿等指挥,于1946731日发起大同战役。

9月间,国民党12战区傅作义部奉蒋介石之命,向绥蒙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傅作义即在归绥召集少数高级将领,部署进攻绥蒙解放区的军事行动,指定董其武、孙兰峰为第一线步兵、骑兵总指挥,以鲁英麟35军、卫景林机动兵团、刘春方新编骑兵第4师为第二线部队,打算一举攻克卓资山,进而夺取集宁,然后打通丰镇到大同的铁路线,以解大同守军之围,占领整个绥蒙解放区。

国民党第12战区司令长官部调集其暂3军主力暂17师及35军新31师,于95日向卓资山发动进攻;刘春方新骑4师由归绥经凉城县崞县窑子向五里坝附近进兵,以阻止从凉城北援卓资山的解放军,并欲切断卓资山解放军南退之路;35军主力及机动兵团从归绥沿铁路线向白塔以东推进,准备随时支援其第一线部队。国民党进攻卓资山以后,晋绥野战军独1旅因兵力单薄,放弃卓资山阵地,向东南方向转移。傅作义立即命令董其武、孙兰峰率步、骑兵主力继续东进,夺取集宁。同时命令第2线部队挺进到卓资山、马盖图、十八台等地待命。

傅作义部准备占领集宁后大举东进增援大同。910日,中共中央军委向张宗逊、罗瑞卿发出指示,要求晋察冀部队除留部分兵力监视大同守兵之外,由张、罗率主力北上集宁,阻击傅作义部队的进攻;绥蒙军区部队由姚喆指挥坚守集宁,并配合野战军消灭来犯之兵;绥蒙军区骑兵旅在集宁外围机动作战。

910日,董其武指挥新31师和暂11师组成第一线主攻部队,以暂10师为总预备队,在空军的配合下向集宁发起总攻。暂11师从霸王河南攻击集宁城西南角;新骑4师在集宁东南截断平绥铁路线,并牵制坚守老虎山阵地的解放军;新31师在猛烈火力掩护下,从集宁城东南方向攻占卧龙山阵地。11日,张宗逊、罗瑞卿指挥主力部队从集宁东南方向发起反攻。在三岔口、脑包山、玻璃图等地歼敌3 000余人,并截断国民党董其武部西退之路。

傅作义面对集宁战斗失利,部队伤亡惨重,而且陷于被动的状态,遂命令第2线部队郭景云机动兵团105榴弹炮营,取道三义堂向集宁以西地区急进,以增援其攻城部队;电令新骑4师刘春方部从五里坝向集宁西南进发;令董其武、安春山不惜一切代价发动强攻,占领集宁;令孙兰峰率骑兵向集宁以东迂回攻击,策应董其武部攻城;令鲁英麟率35军一个师与机动兵团向三义堂附近进发,与郭景云部紧密配合。12日中午,董其武部在增援部队和猛烈炮火配合下攻人集宁城。绥蒙军区部队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激烈巷战,下午在晋察冀野战军第1纵队增援下,将国民党军队赶出城外。13日,国民党军队以炮兵、骑兵、步兵联合作战,再度攻人城内。由于双方兵力悬殊,其援军陆续进入集宁,解放军奉命于当夜撤出老虎山等阵地,放弃集宁城。

解放军在集宁战役中毙伤国民党军3 370余人,俘虏530余人。集宁失守后,晋绥、晋察冀野战军分别撤回驻地休整和补充;绥蒙军区部队及绥蒙地区大部分党政地方干部经丰镇转移到雁北左云一带休整,一部分地方游击队及党政干部则撤到锡林郭勒、察哈尔地区,与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机关会合。

傅作义部队占领集宁以后,打通了集宁至大同的铁路线,并奉蒋介石的命令,出动三个军,一个骑兵集团、九个师计约2万多兵力,由集宁、大同经兴和、尚义及平绥铁路东进,配合国民党第11战区孙连仲部三个军、八个师进攻张家口。107日,傅作义部队攻占张北;10日,始攻张家口。11日,晋察冀军区及地方党政机关主动撤出张家口。察北的多伦、宝昌、商都、化德等县城也相继被傅作义占领。

19468月,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旅结束了在张家口内蒙古军政学院的整训,根据晋察冀中央局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决定,向察哈尔、锡林郭勒盟转移,担任保卫察哈尔、锡林郭勒盟根据地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机关的任务。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4支队则继续坚持乌兰察布盟东部及察哈尔、锡林郭勒盟西部地区的骑兵游击战争。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撤离张家口前夕,因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5支队对巴彦塔拉、乌兰察布盟地区情况熟悉,将其拨归中共巴乌工委领导。以土木尔台为中心,向绥北、察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国民党军队向察、锡根据地的进攻。

1946117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贝子庙(今锡林浩特)召开第六次常委会议,根据全面内战爆发后的新形势,对锡、察、巴、乌地区的军事斗争和地方工作进行了统一部署。为了适应自卫解放战争的需要,会议决定以原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旅为基础组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16师。任命李秀山为师长,王铎为政委,刘景平为副政委,寒峰为政治部主任。并将郝秀山、黄波率领的绥蒙大队编为16师第2团;16师“以察锡两盟为其防区,……。执行坚持察、锡自卫战争的任务。”(《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第140页)在巴彦塔拉、乌兰察布地区成立巴乌军区,任命乌力吉敖其尔为司令员,奎璧为政委,统一指挥军队,领导自卫战争。以原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4支队为基础组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11师,任命乌力吉敖其尔为师长;以原第1支队为基础组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12师,任命李森为师长;以原第5支队为基础组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17师,任命海福隆为师长;第111217师均由巴乌军区负责组建并统一指挥。1946年底和1947年初,除第12师以外,其他两个师的组建工作全部完成。

19466月,东北国民党军队在占领锦州、沈阳、长春、承德等大、中城市后,出动其主力第937172军各一部,以李守信、包善一为首的地方武装为配属力量,向内蒙古东部解放区发动进攻,相继占领了开鲁、通辽、赤峰、库伦旗、吉尔嘎朗、巴彦塔拉以及毗邻的彰武、法库、双辽等城镇、旗县。

随着国民党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加剧,一些大地主勾结日伪残余和土匪,与国民党军队相互呼应,煽动地方武装叛乱,袭击民主政府,建立反动政权和军队,袭击共产党建立的根据地。8月,苏和巴特尔在哲里木盟科左中旗发动叛乱,纠集匪众,杀害旗公安大队长朱塔兴阿和政委李云,同时还策动科左右旗的叛乱,杀害了中共哲盟地委派出的干部、副旗长张杰。国民党军队占领巴彦塔拉后,即扶持组建了以贺喜业勒图墨尔根为盟长的哲里木盟政府及国民党党部。9月,武奎平等拼凑地主武装,在喜扎嘎尔旗(今属科右前旗)制造了“索伦惨案”,旗长唐永祚、兴安军区教导团副团长吉格木德等8名干部惨遭杀害。10月,锡林郭勒盟发生额仁钦的叛乱,锡察解放区革命斗争受到严重干扰。11月,以塔巴尔、额勒登格为首在昭乌达盟阿鲁科尔沁旗杀害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派驻阿鲁科尔沁旗工作团团长业喜扎拉森及多布沁巴拉珠尔等干部,发动叛乱十余起。

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地方反共势力猖獗的形势下,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兴安军区所属各部队主动放弃部分城镇,在距城市和铁路线较远的广大乡村、牧区开展游击战争。一面顽强抵御国民党军队继续北侵;一面积蓄力量,积极准备收复被占领的各战略要地。

1946107日,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113团及炮兵部队出击喜扎嘎尔旗,击溃了占据索伦镇的土匪武装,俘获匪首白天柱、乌云毕力格等;12月,骑兵第12师抽调部队南下哲里木盟,开始了收复失地的战斗。31日,内蒙古骑兵部队与东北民主联军共同作战,击垮了苏和巴特尔、格瓦拉喜匪帮,收复了哲里木盟重镇舍伯吐。194711日,国民党军队集中2 000余人的兵力再次攻占舍伯吐。骑兵第12师与兄弟部队乘国民党军队立足未稳之机,发起猛攻,夺回了舍伯吐。

19471月,东北民主联军发动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役。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12师为配合东北民主联军的攻势,与辽吉军区第5分区组成蒙汉联军,由阿思根任司令员,高体乾为副司令员,赵石任政委。联军组成后,即向盘踞在哲里木盟及毗邻地区部分城镇的敌军发起攻击,接连收复了哈尔套街、后新秋、哈尔沁屯等地。2月,蒙汉联军攻克开鲁,给国民党热河蒙旗自卫军以毁灭性打击,俘虏800余人,李守信与少数残部侥幸脱逃。3月,骑兵第1师奔袭吉尔嘎朗,一举歼灭国民党保安队300余人,俘虏保安司令贺喜格。内蒙古骑兵部队与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部队相互配合,使得国民党东北骑兵第1军所属王华兴、洛布、黄廷等部被迫向蒙汉联军投诚。随着国民党军队与地方武装“联防”的瓦解,哲里木盟广大地区逐步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部队所控制。

19467月下旬,国民党军队迫近赤峰。为适应形势需要,加强卓索图盟地区斗争的力量,经云泽提议、中共冀察热辽分局和军区批准,于98日在赤峰组建了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卓索图盟纵队。白云航任司令员,孔飞任副司令员,金起铣任政治部主任,田户任副参谋长,乌兰任政治部副主任,统一指挥喀喇沁旗、敖汉旗、土默特中旗(今辽宁省北票县)等旗县的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4师,保护西拉木伦河南北交通要道,清剿在根据地袭扰的地方武装和土匪。

108日,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4师与冀察热辽军区第20军分区部队在林东镇共同组成昭乌达盟蒙汉联军。俞楚杰为司令员,和子章为副司令员,权星垣为政委,乌力吉那仁为副政委,阿民布和为参谋长,卜云龙为副参谋长,蒙和舞乐极为政治部主任,刘昌为政治部副主任。

1947年初,国民党第13军集结两个师的兵力由承德、隆化、围场出动,第93军一个师由赤峰出动,在反共地方武装和土匪的配合下,向昭乌达、卓索图盟解放区发动大规模围攻,妄图捣毁冀热辽根据地后方,占领昭乌达盟、卓索图盟全境。昭乌达盟蒙汉联军和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卓索图盟纵队协同作战,在天山(阿鲁科尔沁旗)给进犯的国民党军队以迎头痛击,粉碎了各路国民党军队的猖狂进攻,保卫了冀察热辽解放区及其东北、华北各解放区相连接的交通要道。

六、伊克昭盟地区的军事斗争

1946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制定伊克昭盟工作方针和基本政策后,中共伊克昭盟工委及乌审旗工委、鄂托克旗工委大力开展伊克昭盟工作,在伊克昭盟南部解放区组建了三支蒙古民族武装,即阿尔宾巴雅尔(王悦丰)领导的西乌审保安队;金汉文等人领导的鄂托克旗保安第4营和马富纲、马良诚等人领导的鄂托克旗起义部队。此外,还有伊克昭盟工委和鄂托克、乌审两旗工委的三支警卫队和一部分区、乡、村基层人民政权。当时的伊克昭盟,大部分地区处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

1946822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主持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伊克昭盟工作,伊克昭盟工委高增培、薛向晨等参加。会议指出,伊克昭盟工作是有进步的,但是未能很好利用日本投降以来的很多有利机会,依旧没有把蒙古工作与边区工作分别开来,还没有认真尊重蒙古人民的自治,没有认真尊重蒙古人民的利益,没有放手团结争取蒙古上层人士。决定目前仍以西乌审(乌审旗西部)及鄂托克旗作为开展伊克昭盟各旗工作的中心和基础。其中心方针是“多做建设事业、帮助蒙人把军队,把政治(改良办法),把经济(发展畜牧等),把卫生等办好。”对蒙古人内部矛盾仍然应是调解方针,要求团结。会议特别强调在西乌审、鄂托克旗应放手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蒙古人中积极分子,进步青年都宜吸收入党。对于国民党,会议提出:“我们的方针是发动与领导群众武装起义,到处点火。对已起来的采取的积极办法,派干部去支持和领导之。发动与组织广泛的反蒋傅的统一战线。蒙汉联合、王公平民联合、驱逐傅作义。”要求乘傅作义无力顾及伊盟之机会,“我们的目的是以群众武装起义,发展到使伊克昭盟脱离傅作义,获得自治。”(《民族问题文件汇编》,第1 060页)这是西北局在内战爆发后对伊克昭盟工作做出的战略性部署。

1946年秋,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为了保卫陕甘宁边区,发动了扫清边区北线外围之敌的战役。相继解放了陕北的镇川堡,响水和波罗等地,包围了横山县城。中共伊克昭盟工委为配合这次战役,奉命组成北线东进指挥部,工委书记赵通儒任总指挥,带领王悦丰的西乌审保安团和西乌审游击队等,同三边军分区步兵大队一起进驻乌审旗南部的海流图庙一带。驻守横山县城的国民党2218团王永清部迫于形势,伪装起义。北线指挥部委任王永清为旅长,并要求他率部参加攻打东乌审国民党伊克昭盟第二警备区奇玉山部。王永清率部进驻海流图庙附近的乌拉尔林村后,秘密与榆林国民党军队及奇玉山部联系,布设圈套,约请赵通儒和北线指挥部各部队负责人到乌拉尔林共商解放乌审大计。赵通儒等缺乏警惕,没有识破王永清的诡计,于1024日如约前往,结果被捕。与赵通儒一同被捕的有乌审旗工委书记白汉臣以及王耀卿等干部战士共13人,酿成伊克昭盟党组织遭受重大损失的“乌拉尔林事件”。王永清匪部阴谋得逞后当即向海流图庙等地进攻,企图消灭西乌审部队和三边骑兵大队。王悦丰、李振华、徐子猷、曹布诚等及时组织部队撤退到纳林河一带,并通知三边骑兵大队提防,避免了军事上的更大损失。

1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由高增培代理伊克昭盟工委书记,曹布诚代理乌审旗工委书记,并将伊克昭盟工委划归三边地委领导。同时派徐锡林、杨经伟、高平、朱邦仁等加强伊克昭盟党和军队的领导工作,继续开展伊克昭盟的自卫解放战争。

19473月,国民党集中34个旅,23万人向陕甘宁边区发动了所谓的“重点进攻”。318日,胡宗南部占领延安。伊克昭盟地区的国民党地方部队也配合胡宗南部。向伊克昭盟南部解放区发动了疯狂的军事进攻。国民党伊克昭盟第2警备区司令奇玉山率部伙同伊克昭盟榆林交界处一带的宗文耀部,于312日向西乌审根据地发动突然袭击;同时,派遣特务策动西乌审保安团1大队部分人叛变,里应外合占领了西乌审根据地的红柳河以北地区。王悦丰、高平、李振华等当机立断,集合部队,扣捕内部叛变分子,稳定了部队。王悦丰等率西乌审保安团在三边骑兵大队和伊克昭盟工委警卫队的接应下,于3月底撤出了西乌审根据地,转移到陕北靖边县瓦房、王家湾一带。42日,宁夏马鸿逵部集中8个团的兵力攻占了定边县城。随后,马鸿逵部相继占领了伊克昭盟工委所在地鄂托克旗城川和鄂托克旗南部解放区。伊克昭盟工委、鄂托克旗工委也撤到靖边县,与乌审旗工委、西乌审保安团汇合,开始了艰苦的山区游击作战。国民党军队东西夹击,占领了整个伊南解放区。

19475月经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批准,三边军分区和伊克昭盟工委决定将伊南解放区各部队和全部武装人员统一整编,在靖边县张家畔正式成立了师级建制的伊克昭盟蒙汉支队,王悦丰任司令员,高增培任政委,高平任副司令员,周仁山任副政委。蒙汉支队下辖两个大队,由300余名骑兵组成,受三边军分区和伊克昭盟工委双重领导;原西乌保安司令部建制继续保留,王悦丰兼司令员,奇福禄任参谋长。

蒙汉支队成立后不久,在靖边县张家畔附近的芦河(红柳河上游支流)边完成了一次特殊的战斗任务。从1947318日解放军主动放弃延安以来,毛泽东和周恩来带领中共中央机关昆仑支队,在安塞县及靖边县境内与国民党部队周旋。5月间,昆仑支队进入靖边县境内的小河村、天赐湾一带。彭德怀向三边、伊克昭盟地方武装下达命令,要求死守红柳河一线,堵截来自北线的国民党部队,绝对不允许任何一股危害中央机关安全的国民党军队越过红柳河防线;同时要求绝不能泄露党中央行踪的秘密。520日,马鸿逵部第20旅派出19团伙同靖边县还乡团冯海潮部,共500多骑兵窜到芦河对岸,向伊克昭盟蒙汉支队防守的中心渡口发动了轮番冲击。伊克昭盟蒙汉支队第1大队一个连坚守阵地,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五次冲锋,使之未能渡河。为尽快击退国民党军队优势兵力的攻击,支队司令部派第2大队骑兵及防守王家湾渡口的另外两个骑兵连,从中心渡口右侧迅速渡河,向国民党军侧后突然发起攻击,国民党军阵地顿时乱作一团,未及调整兵力即全线溃退。蒙汉支队全力以赴穷追猛打,追击20余里,胜利完成了坚守芦河,保卫中央机关北线安全的任务。

西北野战军主力于19473月至5月连获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之后,西出陇东消灭马步芳部4 000余人,于6月下旬挥师北上收复了三边。7月初,伊克昭盟蒙汉支队也乘主力部队收复三边之机,解放了小桥畔、柠条梁等地。伊克昭盟工委在柠条梁召开会议,决定收复鄂托克旗城川,全面恢复伊南解放区,重组鄂托克旗部队。蒙汉支队于74日收复了城川;7月中旬,在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一个加强连的配合下,打退了国民党鄂托克、乌审两旗反共武装对城川的进攻。伊克昭盟工委向鄂托克旗和乌审旗派出工作人员,大力开展工作,迅速恢复根据地。7月下旬,蒙汉支队东进乌审旗,将奇玉山部赶出红柳河以南地区。至此,伊克昭盟蒙汉支队收复了伊南解放区的绝大部分地区。

8月,中共伊克昭盟工委副书记周仁山同马富纲、马良诚等重组鄂托克旗武装,编为伊盟蒙汉支队第3大队。马良诚任大队长,天宝(藏族)任教导员,并保留鄂托克旗保安司令部的建制。8月中旬,为加强党对蒙汉支队的领导,经三边军分区司令部同意,成立了伊盟工委军事部,韩是今任部长,高平任副部长,谢有德任参谋主任。军事部成立以后,统一了伊盟各旗军事领导,统一供给,开始在部队建立各种制度,提高了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

19478月初,西北野战军主力从三边东进围攻榆林,而马鸿逵部骑兵第20旅乘机再次进占三边地区,一面东援榆林守军,同时企图消灭蒙汉支队。813日,伊克昭盟工委再次撤出城川,向乌审旗西部牌界地一带转移,与蒙汉支队一起行动。9月中旬,马鸿逵部第2020团进犯红柳河南岸之大石砭一带,袭击蒙汉支队,高平副司令员身负重伤,马良诚、鲁富业等沉着指挥13大队,粉碎了马鸿逵消灭蒙汉支队的企图。

11月底,伊克昭盟蒙汉支队先后转移到靖边县、吴起镇,在三边军分区政治部的领导下开展“两忆三查”整军运动,提高了蒙汉支队干部战士的思想觉悟和军事素质。

19481月,三边地委和绥宁工委在吴起镇召集伊克昭盟工委负责人讨论伊克昭盟工作,提出了整顿部队和党的组织,开展伊东、伊西解放战争的任务;同时对伊克昭盟工委和乌审、鄂托克两旗工委进行了调整。伊克昭盟工委由高增培、周仁山、杨经纬、薛向晨、韩峰、高平、赵诚等7人组成,高增培任书记兼组织部长;周仁山任副书记兼鄂托克旗工委书记;薛向晨任宣传部长;杨经纬任乌审旗工委书记。126日,伊克昭盟蒙汉支队整编为相当于师级建制的伊克昭盟自治支队。王悦丰任支队长,周仁山任政委,马良诚任参谋长,马富纲任副支队长,高平任第一副支队长。伊克昭盟支队下辖三个大队,计有500余骑兵。仍保留西乌审、鄂托克保安司令部建制,王悦丰仍兼西乌审保安司令部司令,杨经纬任政委,赵玉山任副司令,赛音朝克图任参谋长;马良诚任鄂托克旗保安司令部司令,天宝任政委。伊克昭盟支队经过这次整编,建立了各级政治工作制度,成为一支野战性质的正规化少数民族武装部队。

19483月,高增培、王悦丰、高平等率伊克昭盟支队第12大队开赴伊克昭盟东部准格尔旗,开辟伊东解放区;周仁山、马富纲、马良诚等带领伊克昭盟支队第3大队,坚持伊西游击战争。

伊盟支队第12大队从伊克昭盟南部解放区出发,行程千余里,于49日到达府谷县哈拉案和准格尔旗五字湾;411日,配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1旅一举攻占准格尔旗神山,消灭国民党伊克昭盟第一警备区警备师大部,俘获少将警备司令奇涌泉和少将参谋长陈有明。解放神山以后,伊克昭盟支队司令部和伊克昭盟工委发布了《伊盟支队司令第一号布告》和《对伊盟蒋管区蒙汉人民的口号》30条,宣传党的政策,报导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的胜利消息;同时建立人民政权,救济灾民,初步稳定了准格尔旗局面。在准达工委基础上成立了中共准格尔旗委员会,积极进行建党、建军工作,成立了准格尔旗自治政务委员会,组建了准格尔旗步兵第1团。伊克昭盟支队第12大队在准格尔旗境内清剿土匪,安定地方秩序,到19488月,解放了准格尔旗黄河以南的11个区,并向达拉特、郡王、东胜等旗县发展。

伊克昭盟支队第3大队在中共伊西工委的领导下,坚持鄂托克、乌审两旗根据地,先后建立了7个区级基层政权机构。5月,3大队在乌审旗南部的掌高图、王耀湾一带休整时,突然遭到三边一带惯匪张庭芝部200余骑兵的袭击,伊克昭盟支队参谋长、3大队队长马良诚为掩护部队转移,在战斗中不幸牺牲。

19486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城工部决定将伊克昭盟工委分为伊东工委和伊西工委,7月初正式成立。伊东工委以高增培为书记,直接受西北局领导,负责准格尔旗、扎萨克旗、郡王旗、达拉特旗和东胜县等伊克昭盟东部地区的工作;伊西工委以周仁山为书记,受绥宁工委领导,开展乌审旗、鄂托克旗、杭锦旗、沃野设治局、桃力民等伊克昭盟西部地区的工作,并开辟阿拉善额济纳旗工作。伊东工委为了开展郡王旗民族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还成立了东郡工委,由云北峰任书记。伊克昭盟地区的革命斗争在伊东、伊西工委的领导下,分别由东向西、由西向东发展,使整个伊克昭盟地区很快实现彻底解放。

七、绥蒙解放区的国共军事斗争

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绥蒙区党委、绥蒙政府和绥蒙军区部队撤到雁北,在短暂的休整中进行了组织整顿和思想整顿,随时准备回师绥蒙。绥蒙军区骑兵旅在194610月和12月两次北上绥蒙敌战区,摧毁国民党部分基层政权,以牵制这里的国民党军队向雁北根据地的进攻。

1947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绥蒙军区也组织了前方指挥部,加强部队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并陆续投入反攻战斗。从19477月到19487月,在雁北、河西、绥南、绥东、应县、平保等地配合晋绥、晋察冀部队先后作战20余次,恢复了绥东、绥南部分解放区。194798日至1025日,绥蒙区党委召开干部扩大会议,部署了解放区土地改革工作,并开始在雁北及绥南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19486月,雁北、绥南解放区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运动。在雁北和绥南有80%的农民参加了土改,大约有30万农民分得了土地,培养了8 000多名农民积极分子,建立健全了各级政权。

19488月,为了配合东北的辽沈战役,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组建华北野战军第2、第3兵团,并由第2、第3兵团联合发动第二次察绥战役,把傅作义的主力部队牵制在平绥路一线,阻止其出关增援东北。

83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向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第3兵团司令员杨成武部署了组织第二次察绥战役的任务,决定由第3兵团统一指挥晋绥第8纵队、内蒙古骑兵第11师、16师以及晋西北地区的地方部队,进军绥远。并对第3兵团进军绥远的一系列问题作了具体指示,形成了完整的作战方案。党中央和军委任命中共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为第3兵团政委,李天焕为副政委。

89日,聂荣臻、杨成武在华北野战军第3兵团司令部所在地易县远台村召开团以上干部大会,动员进军绥远。聂荣臻司令员传达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进军绥远的指示,对华北战场国共双方态势和进军绥远的战略意义作了详细的分析,并对部队提出了要求。杨成武分析了这次战役的有利条件和可能遇到的困难,部署了具体作战任务。会后,第3兵团所属第1、第2、第6纵队立即开始紧张的准备工作。821日,第3兵团各部分别从易县、涞源、满城等地出发,于9月上旬到达预定的朔县、代县、山阴等地集结。

9月初,为配合第3兵团进军绥远作战,绥蒙军区部队奉中央军委命令,以11旅为主干升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第8纵队,姚喆任纵队司令员,王长江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绥蒙军区所属部队除11旅外,还将骑兵旅及新编成的14旅拨归第8纵队,并由第3兵团司令统一指挥。

912日,第3兵团前委在朔县米西马庄召开了绥蒙区党政军及第8纵队领导人参加的扩大会议,杨成武司令员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和军委关于察绥战役的指示,进一步研究部署了战役计划;确定了“就地取给”的方针,制定了征借粮食、建立乡村政权及地方武装等政策;李井泉领导由绥蒙区党、政、军干部组成的随军工作团,负责发动群众,就地取给,支援战役等工作。会后,第3兵团的三个纵队及第8纵队分别在驻地进行实弹、攻城、夜战及作战指挥等训练,并在部队进行形势教育和诉苦活动,确立必胜的信心和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勇于打向敌占区的思想。鉴于绥远地区是蒙古族聚居,并有回、满等少数民族的特点,兵团司令部特别要求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维护少数民族的利益,并印发有关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蒙古族、回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及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应注意事项的材料在部队中组织学习,以便实行。(《内蒙古统战史档案史料选编》第一卷,第439454页)。

绥蒙区党委向所属各级党组织发出《关于军队进入绥远后党政的主要工作任务与政策的指示》,其中粮食政策规定:向地主征借其总产量的35%,富农30%,一般农户20%,佃农、雇农及赤贫户免征;经营农业的蒙民比汉人少征借10%,对经营牧业的蒙民免征。对于干部除已经分配者之外,其余均采用工作团方式随军行动,临时分配,就地发动群众,征借粮食,组织担架,建立地方武装,清剿土匪,安定后方秩序;对于乡村旧政权的保甲人员一般暂时留用,在监督之下进行支前工作;要求在可控制地区迅速建立武装,平绥路以南四个县在原游击队基础上建立四个支队。这些政策和措施在战役过程中有力地保证了支前工作的顺利进行。

9月上旬,为了掩护第3兵团的行动,第2兵团在平汉路南段及平北山区积极活动,吸引华北国民党军队的注意力。921日,第3兵团所属各部队、8纵队及随军工作团分别从雁北驻地出发,迅速向绥远进军。8纵队及1纵队第2旅向集宁进军,于24日分别解放了丰镇和隆盛庄;26日,8纵队1114旅及1纵队2旅经过一天激战攻战集宁;与此同时,第3兵团主力26纵队和1纵队一部相继解放了凉城、和林、清水河、卓资山等县城,完全控制了丰镇至白塔之间的铁路线。之后,又夺取了察素齐、毕克齐等地,于27日完成了对归绥的包围,并决定30日开始总攻,夺取归绥市。

傅作义发觉解放军西进绥远之后,急忙从北平、张家口等地抽调35军、暂4军及新编骑兵第4师等步、骑兵10个师沿平绥路两侧昼夜西进援绥。29日,其先头部队到达集宁以东之马莲滩、玫瑰营子一带。为此,中央军委电令第3兵团停止攻打归绥,截击援绥的国民党军队。30日,8纵队撤出集宁,转移到官村西南一线,掩护主力部队集结。第3兵团在集宁、天成村一线与援绥国民党军队形成对峙,东线第2兵团和冀热察军区部队以及内蒙古人民解放军第1116师为策应3兵团行动,对平承铁路和平绥路东段展开猛烈进攻。一周之内先后攻克察北之崇礼、尚义、沽源、商都县和宣化以东之赵川堡;在北平与宣化之间切断平绥路数处,直接威胁张家口:傅作义深感平、张告急,被迫放弃援绥计划,命令部队火速回援张家口。105日,援绥部队掉头东返,解放军乘势收复了集宁、兴和等地。

1011日,第3兵团在丰镇附近召开了进入绥远后的第一次前委扩大会议,总结前一段战况,部署下一阶段的行动,决定留一部分主力部队在集宁、兴和地区掩护开辟地方工作,巩固绥东已解放的地区,并向东警戒;第3兵团第126纵队和8纵队一部向绥北、绥西进军,首先攻占陶林、武川、乌兰花、毕克齐、察素齐、磴口等城镇及周围广大地区,乘胜夺取包头,孤立归绥守军,最后攻占归绥市。

1014日,西进各部队分为左、右两路,分别向绥北、绥西挺进。8纵队11旅及骑兵旅组成西进右纵队,于16日攻克陶林;骑兵旅于20日进占乌兰花;11旅及纵队直属部队于23日占领武川县城;3兵团主力迅速包围归绥,逐步逼近寇家营、百什户、昭君坟一带,迫使国民党军队收缩到归绥市区。第3兵团2纵队迅速向归绥以西进军,萨拉齐守军不战而逃,退入包头。22日,2纵队进至包头以东磴口,沙尔沁一线,逐步逼近包头市。驻守包头的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珊紧急召集团以上军官商讨应急措施,并急电请示傅作义:傅作义电示邓宝珊酌情而定。邓宝珊遂于22日深夜带领国民党驻包头部队和各机关要员弃城而逃。23日,解放军进入包头市。为防国民党军队反扑和窜扰,中央军委决定对包头实行军事管制,任命2纵队政委李志民为军管会主任,绥蒙政府主席杨植霖为政治委员。24日,由2纵队及第6旅机关大部人员和绥蒙地方干部组成的包头军管会成立并入城办公,同时还成立了包头卫戍司令部,负责维持市内秩序。26日,8纵队骑兵旅解放固阳县城;29日,8纵队11旅赴包头接受城防任务,维持市内治安;30日,2纵队主力向西追击自包头西窜之国民党军队,解放了公庙镇和安北县城。归绥国民党守军完全陷于孤立境地。

解放包头以后,军管会迅速接管了铁路、电灯、自来水等重要公营企业,并照常营业。市内广播电台于24日照常播音;由军管会主持召开了15 000多人参加的市民祝捷大会,召开了全市临时市民代表会,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工商业政策,在蒙古族上层人士中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军管会还将在包头缴获的乌兰察布盟东公旗政府的49 000多斤小麦、4 900多斤荞麦、160多斤白面如数归还。住在包头的伊克昭盟达拉特旗札萨克康达道尔计,于解放军进入包头的第二天派人带着起义文书到卫戍司令部,宣布起义,命令其部队不准与解放军作战,保持中立,暗中配合。包头市军管会对康达道尔计的这种明智态度表示欢迎,立即退还收缴康王府的武器弹药。军管会负责人还前去看望康达道尔计,并派医生为其治病。准格尔旗保安师师长兼旗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奇致中于115日在其驻地黄河南岸的大树湾率领1 935名官兵起义,并亲经包头谒见解放军首长。还发表了《脱离国民党军,投奔解放军的宣言》,宣言称:“中国共产党与人民解放军是弱小民族的救星,早为我们蒙人所深晓,权衡形势,今日实乃我蒙族彻底解放及致中等再生之千载良机。于是服从众意,决心率部起义”。(《奇致中等宣言》,19481116日《内蒙古日报》)。

1030日,中共包头市委和包头市政府成立,潘继文任书记,李维中任市长。114日,包头军管会撤销,包头市的各项行政工作均由巿政府接管。2纵队主力撤离包头,执行攻打归绥的战斗任务。包头、固阳、萨拉齐、察素齐等地的防卫任务由8纵队担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占领包头期间,入城部队及地方工作人员认真执行中央关于新解放区的城市政策,受到包头市各族各界人民的普遍称赞。11月底解放军撤出包头时。有200多名青年学生和国民党基层政权工作人员自愿参加了革命。

115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攻打归绥的部署给杨成武等同志的指示》,命令杨成武、李井泉等应争取10天左右攻克归绥。第3兵团主力再次集结于归绥周围,准备夺取归绥市。117日,杨成武、李井泉、李志民向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攻击归绥计划的请示电》,报告了国民党军队的情况和解放军部署计划,拟于111615时发起总攻,先占领旧城与车站,再解决新城。118日,中央军委同意了这一计划。第3兵团司令部在部署攻城战斗方案的同时发布了攻城动员令。中共归绥县委与县政府在绥蒙区党委及政府的领导下,协同随军工作团,在归绥市周围农村开展群众工作,建立区、乡政权,为部队征集粮草,支援即将开始的攻城战斗。在归绥西部成立了临时工委,统一指挥支前工作;归绥东郊则由随军工作团协助县委发动群众,制做担架,修筑工事,征集车辆,准备粮草,全力为攻城战斗做准备。绥蒙区党委和政府还研究确定了中共归绥市委、市政府组成人员。(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档案,31349358)。

119日,中央军委发出指示,为争取早日夺取太原并抑留傅作义部于平、津、张、保地区,以待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协同华北野战军彻底歼灭国民党军队,决定停止攻打归绥,命令第3兵团东进,协同即将入关的东北野战军进行平津决战。第3兵团遂于1415日撤围归绥,向张家口挺进。第8纵队和绥蒙军区部队担任保卫绥蒙解放区的任务。11月底,8纵队主力撤出包头、萨拉齐等地,经托克托县、和林县到卓资山、集宁、丰镇一带集结,一面向归绥方向警戒,一面进行休整。第2次察绥战役遂告结束。在这次近40天的察绥战役中,解放军解放县城11座,歼灭国民党近万人,达到了抑制傅作义部出关的战略目标。

第二次察绥战役结束后,绥蒙解放区辖丰镇、集宁、陶林、兴和、凉城、龙胜6个完整县,和林、武东(新划设)、清水河、归绥等4个不完整县以及正红、正黄、镶红、镶蓝等4个旗,人口共70余万。中共绥蒙区党委及绥蒙政府在解放区进行锄奸剿匪,减租减息,调剂土地,废除保甲制度,建立地方政权和武装,抗灾救灾,发放农贷,发展城乡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等各项社会改革工作。根据绥蒙区党委的决定,《绥蒙日报》于1949515日在丰镇正式复刊。

绥蒙区党委和政府结合内蒙古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确定绥蒙解放区蒙古民族工作总方针,即团结蒙古民族各阶层,继续深入贯彻广泛的反蒋美统一战线,发动广大蒙民群众,实行民主自治运动。(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档案,2174)。

1949315日,在集宁成立了绥蒙政府绥东四旗蒙旗办事处及蒙旗保安队队部,作为统一领导蒙古工作和指挥各旗武装的机构;召开了绥东四旗蒙古人民代表会议,改造了旗、苏木政权,团结和教育了广大蒙古人民。此外,培训了150余名蒙古青年干部,为开展蒙古民族工作增加了新的力量。在负担方面,照顾蒙古族农民的特殊情况,一般的比汉族农民减轻10%;在减租方面,除了大地主同汉人地主一样对待外,中小地主酌情少减或不减。在牧业方面,采取“保护牧群、牧场,不分散、不负担”的方针,并且进行兽防工作,给23 228头(只)牲畜注射了防疫针,降低了牲畜死亡率。通过以上方针、政策的实施,蒙民生活有了初步的改善。8月,根据华北人民政府决定,成立绥远省人民政府民族工作委员会,任命李森为主任。

中共中央提出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战略决策后,为适应和平解放绥远的新形势和逐渐统一行政建制,决定从194941日起把绥蒙区由晋绥划归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领导。613日,华北人民政府又决定绥蒙区自即日起改称绥远省,绥蒙政府改为绥远省人民政府,任命杨植霖为主席,奎璧为副主席。原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第8纵队于2月底奉命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8军;529日,绥蒙军区与第8军合并,成立绥远省军区,任命姚喆为司令员,高克林为政委,王长江为副司令员,杨叶澎为第二副司令员,刘华香为参谋长,裴周玉为政治部主任。中共绥远省委和省政府设在丰镇,省军区驻集宁。绥远省党、政、军三套组织机构积极工作,为绥远的和平解放作准备。

八、“绥远方式”与绥远和平解放

中国人民解放军结束辽沈战役之后,又于19481129日发动了平津战役。19491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至此,平津战役结束。除塘沽守军5万余人从海上逃跑外,共歼灭及和平改编国民党军队1个总部、1个警备司令部、3个兵团部、13个军部、50个师(内含两个骑兵旅),共52万人,解放了华北大部分地区。

此一时期,绥远国民党军队有正规军和非正规军16个师(旅)7万余人,收缩在归绥、包头地区,陷入了极为被动的境地。1949121日,董其武从电台里收听到北平和平诸点协议后,于22日飞抵北平,向傅作义请示绥远的出路问题。傅作义告诉董其武: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人民的道路。至于如何行动的具体办法,傅作义说:“等见到毛主席后再定”。

194918日,在第二次北平和谈期间,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张东荪向聂荣臻转达了关于“平、津、塘、绥一齐解决”等四点建议。当日下午,林彪、聂荣臻即将此建议及同张东荪、周北峰(傅作义的另一名谈判代表)谈话要点电告了中央军委。(《内蒙古党史通讯》,1990年第一期)

同年19日晚,中央军委电复林、聂:“平、津、塘、绥均应解决,但塘、绥人民困难尚小,平、津人民困难甚大,两军对峙,军民粮食均有极大困难,故应迅速解决平津问题。”电文在谈了将平、津国民党军队采取调出城外,用整编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办法后,接着说:“平、津两处办理完毕后,即可照此办法解决塘、绥问题。”(《内蒙古党史通讯》,1990年第一期)。

解决绥远问题是北平和谈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当傅作义将一座完整的北平城和五十二万军队交还人民之后,中共中央就把解决绥远问题适时地列入了议事日程。

同年212日,中央军委在关于集结内蒙古、察绥等骑兵围歼鄂友三部及对董其武、邓宝珊在绥部队方针问题给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等的复电中指出:目前,董其武、邓宝珊在绥远部队及其他人员尚有四五万人,用改编方法彻底改造并在绥远全境建立人民政权,须在我军占领兰州、宁夏,以兵力由宁夏进占五(原)、临(河)之后,目前应让其照原样存在,彼此互不侵犯。平绥路许其通车,商业许其流通。董部番号不要改变,我亦不派人去做政治工作。如能用谈判方法要董部退入河套让出归、包归我,以利铁路运输则为最好。董、邓给养不足,可考虑酌予补给。或者包头属彼,归绥属我,中间划一警戒线。但如傅、邓以部队地盘太小给养无着为由,要求保留归绥,我方亦可暂时让步。此事已与罗荣桓同志面谈,请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按此方针与傅(作义)、邓(宝珊)谈判。在解决鄂友三匪部后,我方部队即不要再向彼方攻击,如董其武自己让出归绥则可占归绥,否则即在归绥、卓资山间划一界线,互不侵犯。

219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向中央军委报告了对归绥、大同、榆林三处问题的处理意见。其中归绥问题,是拟将傅作义之正规军改编为一个军,由我方派各级政委和政治工作人员,军队归我方调遣。非正规军则解散复员。归绥、大同、榆林三处之政权,均由我方接收。

220日,周恩来亲笔起草了中央军委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同意他们的意见。但鉴于榆林、包头问题因有邓宝珊、左世允两人的问题夹杂在内,不能完全由邓宝珊解决;故建议将包头、榆林两处部队分开解决。

222日,傅作义、邓宝珊偕随员阎又文(傅的秘书、中共地下党员)取道石家庄转赴西柏坡,拜见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周恩来同傅作义、邓宝珊进行了重要而恳切的谈话,其主题就是绥远问题。

225日,中共中央以电报的形式将傅作义、邓宝珊到中央谈话情形,向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李井泉、西北局、华北局、晋绥分局通报,并作了相应的指示。电文称:“傅作义、邓宝珊已到中央谈过,表现尚好。为了争取李、白桂系,共同对付蒋系,为了使太原、西安、武汉、南京、上海等处蒋系军队仿照北平方式和平解决起见,使傅、邓站在我们一边极为必要。北平二十余万人,傅、邓已完全交给我军,任凭我们处理。绥远傅部则其预定计划是希望我们按照另一种方式,即大体上按照吴化文、曾泽生方式解决,而在目前则大体上维持现状。我们已预先估计到了他们这种心理,故不待他们提出,即告他们绥远军队及政府暂维现状,一个时期以后,再按我们制度编整,惟归绥希望他们交出,他们则希望保留归绥。这点我们未作决定,留待林、罗、聂及李井泉和他们商谈解决”。

35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向全会作的报告中阐述了“绥远方式”。他说:“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 425页)。

中共中央、毛泽东提出“绥远方式”,是一有创造性的战略方针,它为绥远和平谈判及绥远问题的和平解决定下了基调。

傅作义会见毛泽东、周恩来后,决心接受和平解决绥远问题。傅作义返回北平后即指定原华北“剿总”秘书长兼政工处长王克俊负责联系绥远准备起义的事情,并指示王克俊先同邓宝珊去见东北野战军政委罗荣桓。三月初,关于绥远问题的谈判,在北平拉开了序幕。

32日至6日,罗荣桓、陶铸(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潘纪文(中共绥蒙区委城工部长),同傅方代表邓宝珊、王克俊、周北峰,在北京饭店举行了首次谈判。由于当时傅作义对全面和谈尚存幻想,态度不够积极,故这次谈判,双方代表只是提出了各自的设想和意见,未取得什么具体结果,也就不了了之。

323日,林彪、贺龙、聂荣臻、李井泉、陶铸在北京饭店宴请傅作义、邓宝珊、周北峰,第二次会商绥远问题。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决定暂维持现状,组织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协商划界、交通、金融、贸易及我方派遣驻绥联络机构和输入书报等具体问题。双方决定了谈判代表,共产党方代表为李并泉、张友渔、潘纪文,傅作义方代表是王克俊、周北峰、阁又文。经过25日、26日、28日、41日、2日、7日六次会谈,其间经过相当激烈的争论与斗争,双方意见渐趋一致。48日根据商谈结果,拟定了协议草案,至此谈判暂告结束。

4月下旬,傅作义派其原104军军长安春山、随从参谋刘庸生携带协议草案赴绥,做说服董其武部的工作,并征询董对协议草案的意见。

5月下旬,董其武派其干部训练团教育长康保安赴北平,向傅作义转达了他对协议草案的意见,共产党对董所提意见均予采纳。以后双方代表又进行了三次会谈,大家对协议都无意见,遂通过。529日,薄一波写了一封信连同协议草案一并报送中央。53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写信通知薄一波:“中央同意并批准这一协议全文,望即签字实施”。

62日下午7时,双方代表再次举行会谈。按原定议题把协议文字再做一些修改,再通过一下,约定签定时间。但傅方代表忽然又提出军政费问题,声称董其武来电,广州方面答应每月给23万元副食费,因此建议把“人民币在董区流通”、“铁路以人民币为计价标准”等与军政费有关的条文暂不列入协议。又说董其武的意思是想垄断人民币,只许用人民币向他买货等。傅作义方面代表这种出尔反尔的态度,激起共产党方面代表的义愤。张友渔当即驳斥,说明人民币与军政费无关,且有助于董区的金融。潘纪文当场揭穿董其武“拖为上策”的方针。说明这对董其武没有任何好处。绥远问题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宽大待遇。董其武如不识时务,只好听其自便。共产党方面代表提议,大家既已同意,此案即作为委员会最后协议案,通知董其武表明态度,赞成或拒绝,于64日晚答复。傅方代表也改变态度,对董其武表示愤怒,而同意此项建议。

尽管在62日的会谈中出现了一场风波,但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不使傅作义为难,共产党方还是再次让步,约傅方代表于65日晚10时,举行了最后一次协商会议,协商了傅方代表所提董其武部的军政费问题。决定为了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双方派员赴归绥,协同研究各项材料后,由董其武请求华北人民政府和华北军区司令部酌情予以补助。

68日,《关于绥远划界、交通、金融、贸易、派遣驻归绥联络机构等具体问题的协议》(以下简称《协议》)的签字仪式,在北平举行。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兰公武和傅作义出席了仪式。“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6名委员(即谈判代表)李井泉(缺席)、张友渔、潘纪文、王克俊、周北峰、阁又文在《协议》上签了名。《绥远协议》签订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在中南海接见了傅作义、邓宝珊以及王克俊、周北峰、阎又文。《绥远协议》共617款,主要内容为:划定人民解放军与绥远国民党部队的临时分界线,双方同意以陶卜齐与白塔之间古立板乌素为中心,向南北划定界线,以东者归解放区管辖,以西者归董其武管辖;恢复平绥铁路通车,包头至白塔段之平绥铁路统一归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统一管理;人民币可以在董占区自由流通,中国人民银行在归绥设立办事处;双方可以互相贸易,均不征收出入口税;华北人民政府在归绥设立联络处,与董其武方协商解决一切临时发生的具体问题;解放区书报在董其武占领区可以发行;董其武占领区内停业一切扩军措施,解散特务组织。(《绥远“九·一九”和平起义档案史料选编》)。

在绥远和谈期间,根据绥远形势的发展,华北局对绥党政军领导机构做了调整。529日,华北军区命令野战第八军与绥蒙军区合并改为绥远军区,姚喆任司令员,高克林任政治委员;6月中旬,中共中央华北局将绥蒙区党委改为中共绥远省委,高克林任书记,苏谦益为副书记;613日,华北人民政府命令绥蒙政府改为绥远省政府,杨植霖任主席,奎璧任副主席。

625日,中共中央华北局下达了《关于执行绥远协议的决定》。决定建立党的归绥工作委员会,指定潘纪文为书记,其他成员由绥远省委提出名单,经华北局批准组成,归绥工委由绥远省委领导;成立华北人民政府联络处,对内为归绥工委机、关,对外为华北人民政府驻归绥的代表机关。联络处设处长一人,由工委书记兼任。设副处长一人及秘书室一、二、三、四科,分别处理军事、政治、文化、调查研究各项工作。归绥工委的工作方针为: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争取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通过各项具体工作,以达到对董其武部团结、教育、改造之目的。在经济上以团结两利的办法,开展正常的金融贸易工作,以便发展绥远人民经济。绥远省委讨论了华北局的决定后,提出联络处长以下设主任,由鲁志浩担任,不设副处长;并由鲁志浩带一部分人员先行一步,于630日赴归绥建立机关,了解情况,潘纪文等随后再去等意见,并于626日请示了华北局。30日,华北局复电同意。

628日,潘纪文由北平回到丰镇,省委即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传达、执行《协议》的问题。会议一致表示,坚决执行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和方针。712日,省委向所属县团级党委下达了《关于绥远协议的传达提纲》,口头传达到区、营级以上党员干部。

在《协议》签订前后这一时期,在归绥则呈现一种异常错综复杂的局面。董其武及国民党绥远省的张钦(省议长)、荣祥(土默特旗总管)、于存灏(绥远省高等法院院长)以及一般中下级人员均主张和平解决绥远问题。但在军队方面,刘万春(111军军长)、鄂友三(骑兵12旅旅长)、乔汉魁(独立旅旅长)、张朴(258师师长)等人则与潘秀仁(建设厅长)、张遐民(财政厅长)等结为一股反动势力,极力反对和阻挠。董其武夹在其中,左右为难。他既想实现和平,又想保全其“整休”不致破裂,但对面前的局势又难以控制。于是经过多次讨论,产生了一个“拖为上策、和为中策、打为下策”的方针,作为权宜之计。为扫除和平道路上的障碍,董其武开展革新运动,组织革新运动委员会,成立“革新学院”;改组省级机构,将原20多个单位裁并为42处,并解除了潘秀仁、张遐民、杜品三(社会局长)等人的职务。董其武推行的这些措施虽然与共产党的主张相距甚远,但仍不失为实现起义扫除障碍所进行的一种努力。

613日,王克俊受傅作义委派,携带《协议》到达归绥,协助董其武宣讲《协议》,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征求高级将领意见,沟通内部思想,为迎接联络处进入归绥做准备。不几日,街头就出现了攻击王克俊的标语,特务分子并在王的住地投掷了手榴弹。王克俊不为恫吓所惧,与董其武一起,先召集高级行政人员举行会议,宣布绥远问题和平解决的各项协议。董其武态度明朗,表示坚决走向人民方面来。78日,又分别向各部队长宣布协议案,继续进行说服工作。

国民党虽然败退到广州,但并不甘心放弃对绥远的寄托。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阎锡山亲自出面,利用绥远部队与山西的历史关系,用金钱和名位收买驻绥部队中的个别高级将领,企图通过拉拢分化,挑起叛乱。王克俊势单力薄,董其武虽极力苦撑,也难以控制局面。因此王克俊一面派人到旗下营,请联络处人员暂返丰镇,一面将上述情况电告了傅作义。傅作义当即复电董其武、王克俊:“阎锡山之阴谋破坏虽在前一时期未能估计得到,目前应即尽力克服,彻底执行。让中共联络人员折返丰镇尤为不当,希即一面克服困难,一面请中共人员来绥,协助进行。”712日,王克俊电告傅作义,中共联络处人员已于11日抵达归绥。同时告之,阎锡山亦派中央立法委员祁定远(祁子厚)来绥,特务头子张庆恩也已到达包头,企图直接分化破坏。

716日,阎锡山给董来电,委任孙兰峰为第九兵团司令,刘万春为副司令,统辖111军、骑51213各旅;委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兼绥远指挥所主任。采取明升实降的手段,企图架空董其武,使其不能起义。

傅作义上书毛泽东,请示绥远问题。

714日,傅作义亲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信中首先向毛泽东报告了他派王克俊到绥工作后的情况。接着谈了他经过半年来的学习及亲身体验,深感中共各项政策之正确,表示要坚持彻底地站到人民方面来,在中共领导下,大刀阔斧地向反动势力进攻,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立功,自新自赎来补偿过去的错误。傅作义坦率地向毛泽东提出,绥远情况已至非仇即友的紧急阶段,反动派必出以破坏手段,并可能有少数分子受阎利用,对董其武、王克俊等加以迫害。为免除问题拖延,发生其他变故,绥远问题必须迅速彻底解决。

傅作义的这封信,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6日下午一时半,他约傅作义和邓宝珊前往谈话,对傅作义说:你信上的意见很正确,和我们共产党人的观点完全一致,这也证明您半年来读的书很多。关于绥远问题,毛泽东说,军队都编过来,如果够两个军,就编两个军。傅作义说还有骑兵,毛泽东说,有骑兵也好,都编过来,政治上军事上的经费都由人民政府负责。当即指定薄一波、聂荣臻拟定具体方案。

根据中共中央华北局决定组成的华北人民政府驻归绥联络处原拟于630日进城,但董其武方以准备工作尚未就绪为由,一再拖延。几经周折,联络处首批工作人员26人在主任鲁志浩率领下,才得于711日进入归绥。717日晚,联络处处长潘纪文率第二批人员100余人,带电台一部,由旗下营进入归绥。

联络处进驻归绥后,潘纪文等与董其武商谈实现《绥远协议》措施,并分别与地方知名人士张钦、阎肃、荣祥等人交谈,说明和平解放绥远的方针和联络处的任务,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一家、既往不咎,妥善安置、量才录用”的政策。通过工作,使董其武在720日以后,向下印发了《协议》原文。

《绥远协议》的执行不断出现障碍。孙兰峰从张垣落荒逃到绥远,仍以反共做招牌,让广州接济、极力扩充兵马。刘万春仗着他有部分兵权,又与宁夏马鸿逵相识,自认为大权在握,进退有路,飞扬跋扈,成为执行《协议》中的最大障碍。董其武一再表示愿意执行《绥远协议》,但难以驾驭局势。迟迟拿不出执行的具体方案。董其武方面内部矛盾重重,关系错综复杂的局面,使联络处的处境非常困难。

724日下午一时许,联络处平绥铁路西段办事处工作人员王士鑫等4人在上街返回驻地途中,遭到便衣和军人的无理盘查、挑衅。王士鑫等怒斥敌人的无耻行为,继续前行,国民党便衣尾随不放,紧接着手榴弹、步、手枪齐发,王士鑫顿时倒在血泊之中,当晚牺牲。

惨案发生后,潘纪文立即将情况电告了省委和华北局。同时向董其武提出严正抗议,并提出联络处全部撤退。华北局闻讯后,于725日晚1630分,给绥远省委并归绥工委发来电报,对王士鑫牺牲表示哀悼,并问王士鑫被害一事究竟是董其武所为,还是为反董反共的特务所为。如是前者则坚决撤退,如系后者则暂不撤退,但必须逼董其武下决心逮捕特务并加以镇压。只是这封电报,潘纪文未能及时看到。

在《绥远协议》难以执行的情况下,潘纪文决定联络处全部撤退。

726日晨,王克俊将傅作义的来电交潘纪文,一再劝共产党方面人员留下。潘纪文于是决定鲁志浩、曹文玉、何树声和3名通讯员留下,以便继续观察了解情况,给董其武留下和平之门。其余132人在潘纪文带领下,于当日离开归绥,27日回到丰镇。王克俊也同时回往北平。

《绥远协议》除划界外,其它条款都未能实现。绥远局面一时陷入僵持状态。

绥远和平协议签定后,中共中央密切注视着绥远的局势,并为促使绥远形势向好的方向转化,采取了一系列重要决断。

719日,华北局电告绥远省委:由于绥远形势发展,毛泽东最近召集薄一波、聂荣臻和傅作义、邓宝珊谈话(即716日谈话),决定进一步解决绥远问题,允许傅作义方面在绥部队编两个军,两个绥远省政府合并,具体方案正协商中。725日,中共中央又考虑成立绥远军政委员会,拟由傅作义任主任,邓宝珊、高克林任副主任,以统一解决绥远问题。到了8月下旬,绥远局面仍不明朗。此时湖南程潜、陈明仁的起义已走到绥远前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开会在即。绥远问题如果再拖下去,势必要扯华北的后腿。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毛泽东毅然决定委托傅作义、邓宝珊亲自赴绥,解决绥远问题。约定他们到绥后,以两个星期的时间召集干部会议,宣布中共中央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成立双方合作的绥远军政委员会及绥远省政府。两星期后,傅作义、邓宝珊回北平参加政协会议。

华北局、华北军区根据中央指示,为傅作义、邓宝珊赴绥作了周密的准备。823日,傅作义、邓宝珊偕随员王克俊、阎又文等一行多人,在潘纪文陪同下(到丰镇后改由鲁志浩陪同)从北平启程,25日下午5时抵达归绥。傅作义的到来,本身就对其部属产生了一种威慑作用。

傅作义到归绥后,未及休息即与董其武、刘万春分别晤谈,并接见张钦、于存灏、阎肃及地方蒙汉人士、工农代表、军政各级人员,听取意见。826日至91日,傅作义在归绥、麦达召(今美岱召)两地,分别接见了归绥、包头驻军的部分士兵和师长以下营长以上军官,并发放了慰问金。其间傅作义还召见了孙兰峰、鄂友三,并令孙兰峰、刘万春赴包头镇压监视特务活动。

国民党当局得悉傅作义到了绥远,竭尽全力对傅作义进行争夺。先是蒋介石在重庆以张群之名,先后由张庆恩(时已在包头)和广州行政院给傅作义转来同文电,称蒋介石在渝等候和傅作义晤谈,问何时可派飞机到何地来接。蒋介石又亲自致孙兰峰电谓:“闻傅、邓到绥,急欲晤谈。”李宗仁致电董其武,询问傅作义在绥情况,并请约定时间,他亲自北来,与傅作义晤谈。阎锡山给孙兰峰来电,希傅作义早日到穗晤谈。徐永昌到宁夏后,派方壮候(方可猷)来见傅作义,要求在陕坝直接与傅作义晤谈。傅对以上种种均不予理睬。与此同时,广州、重庆、旧金山通过广播,不断发布“傅作义、邓宝珊两先生脱险归来”的消息。包头特务则连日散发污辱、诽谤傅作义、邓宝珊的传单,并阴谋利用尚未见面的少数干部和部队将傅作义劫持离绥。傅作义及时识破了上述阴谋,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将驻包部队分别调出,将已见面之部队开驻包头,以便完全控制包头。为稳妥计,傅作义于91日由麦达召暂返归绥。回到归绥后,即将前述情况电告了薄一波、聂荣臻。至93日,傅作义已将包头驻军调整完毕,包头已完全在傅作义掌握之中。4日下午傅作义进驻包头,随后接见了地方人民代表及军政干部,并将大部分师旅长调来包头。董其武、邓宝珊也先后抵达包头,协助傅作义进行通电起义的最后准备工作。5日,薄一波、聂荣臻电复傅作义告之:各电均已转呈毛泽东看过。毛泽东以为兄在绥所取态度和步骤都是正确的。揭破反动宣传,巩固部属信心,团结绝大多数,孤立坚决的反动分子,打破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徐永昌阴谋及扣押一批最反动的特务,尤为必要。绥远起义通电希能于日内发表。

经傅作义多日来连续地传见部下,耐心地说服解释,其下属军政干部绝大多数均对中共领导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表示拥护。尤其是对毛泽东的敬仰之情,连傅作义本人都感到意外。但普遍存在的疑惧心理,仍不能全然消释,怕中共下级人员不谅解、不使用,因此要求傅予以保证。鉴于这种情况,傅作义于911日再次给薄一波、聂荣臻发出电报,除告之正遵照毛泽东指示逐步实施,通电日内即可发出外,提出了他为最后解决绥远问题设想及处理绥远问题的四项原则、三个步骤,并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不论什么步骤和办法,只要能使绥远及其军队成为和全国一样的解放区和解放军,便都是好的,可以照办的。同日,傅作义让工作人员草拟了绥远起义通电稿,由电台拍往北平,经周北峰转薄一波,聂荣臻呈毛泽东审核。毛泽东指示除将通电稿中蒋、李、阎三字后面加上名字,即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外,其它一字不动,原文发表。

国民党、蒋介石仍不甘心,派徐永昌等于17日午飞抵包头,对傅作义进行最后游说,遭傅作义拒绝。游说无效,徐便称病赖着不走,妄图拖延时间,使起义不能如期实行。傅作义将此情况及时电告了薄一波。薄一波回电:“请徐(永昌)来京。”

918日,傅作义主持,在包头平市官钱局(即绥远银行包头分行)礼堂,举行绥远起义通电仪式。以董其武为首以下38人在通电电文上签上了自己的职务、姓名。只剩孙兰峰在医院尚未表态。

签字仪式后,傅作义请邓宝珊去见徐永昌,对他说:“请你也不要回去了,在这里领衔起义,起义后我们一同到北平去。”徐永昌意识到这是在驱赶他,表示次日即走,“不妨碍你们事”。

孙兰峰是傅作义的老部下,傅作义到绥后不仅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还为他今后的前途做了周到的考虑。在913日,傅作义向中共中央要求孙兰峰亦能列名政协。这一要求,于次日就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通电签字仪式后,傅作义再次向孙兰峰进行规劝。孙兰峰终于在最后时刻幡然觉悟,19日晨在通电上签了名。孙兰峰一签名,徐永昌的最后一点希望也成为泡影,于当日午后带随员及张庆恩等登机离去。当天下午,傅作义在包头市官钱局院内召开干部大会,宣布起义通电已经发出,庆祝起义胜利。通电宣布:“正式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努力学习,自我改造,和全国人民一起,来粉碎帝国主义侵华的任何阴谋,消灭反动派一切残余势力,实现新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和平建设新绥远,和平建设新中国。”(《绥远“九一九”和平起义通电》)。至此毛泽东提出的“绥远方式”在排除重重障碍之后,终于胜利实现。

傅作义在完成中央委托的任务后,与邓宝珊、孙兰峰一起,于922日赶回北平,出席了已经开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特邀代表董其武经周恩来批准请假留绥,处理起义后的善后事宜。

9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上,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孙兰峰、周北峰(均为绥远方面出席政协会议的特邀代表)均当选为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傅作义、邓宝珊同时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为庆祝绥远和平解放,绥远军民在归绥、包头、陕坝等地分别举行庆祝大会。会上宣读了毛泽东、朱德和聂荣臻、薄一波的复电,使广大军民受到极大的鼓舞。925日,董其武发布《为绥远军民起义告全省人民书》,更详尽地说明了绥远军民起义的意义和绥远今后的前途,鼓励绥远人民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至此,绥远全境宣告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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